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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为，正是康氏的这一“杂糅”心境，使其与其身后众多致力于用“完美的
类型”来对历史和思想进行分类的学人构成反差。如果说解读必须基
于理解，那么，理解康氏之看法有别于后人的特征，便是我们应做的首
要工作。本文深信，通过做这项工作，我辈将有可能在历史比较中认清
自身的知识处境。另外，必须表明，任何意义上的思想史与哲学立场性
解读，都无需人类学研究者再重复，即使这种重复可以带来新的辨析，
毕竟本文的旨趣并不在此。本文的问题意识生发于对华文异域志传统
的相关看法，鉴于康氏在书写海外游记时尤其关注欧亚文明问题，而这
实为以考察欧亚以外或欧亚“内部边疆”之“原始社会”为己任的人类学
研究者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康氏文本中的相关讨论进行
重点考察。这项考察当然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解读，但本文试图完成
的既非立场识别又非考据，而是理解，是“对解释的解释”。

二、比较地看康有为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对时势与人物之间关系加以分析，区
分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以前者指代时势所造之英雄，以后
者指代“社会之原动力”。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８３ ）认为，乃师符合“先时之人
物”富有理想、热诚、胆气的“德性三端”，其“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
之所自始”，因而“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
康氏在学问的“修养时代”，重史志，通程朱陆王之学，而鉴于“性理
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比探本于灵魂界”，于是“潜心佛典，深有所悟”
（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８４ 、 ２８５ ）。后康有为在游历中“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
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
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之书尽读之”（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８５ ），最终兼收了中印西三大知识—宗教传统。鉴于“中国人功
德缺失，团体涣散……与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者而诚服
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９０ ），康有为
主张从“孔教”入手，建立一种与佛耶对等的精神事业，以之兼容古代佛
家的平等主义思想和近代西方的进化主义观点。他赋予儒学以救世宗
教之内涵（唐文明， ２０１２ ；干春松， ２０１５ ），主张“大同之统”，以《春秋》为
孔教精神之典范，依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将“国别主义”界定
为文明的初中级阶段。康有为“自成一家之哲学”（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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