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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１９８８犮 ： ７１ ）。这代表此种治理术把有关个人的真理置于城邦或国家的
知识体系之中，唯有城邦或国家拥有如何让个人“好好活着”的知识，而
个人所能采取的行动，就是依照城邦或国家的意志而无意识地服从。
福柯直观地将现代国家治理个体的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在 １８ 世纪
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
系，构成了知 识 的 首 要 对 象 和 生命 政治 控制的 首要 目标”（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０３ ： ２４３ ）。西方国家“生命政治”形式产生的治理术不仅可算作启蒙
运动以来理性的过度发展，也是基督教精神性逐渐世俗化后导致的宗
教后果。由此，摆在现代人面前的后续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如何对这种
治理术说“不”呢，是诉诸于审判理性，还是去加以反抗？
福柯否定了前一种出路：“我们要拿理性开刀吗？在我看来，没有
什么比这么干更徒劳无功的了”（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８犮 ： ５９ ）。而福柯学者戴
维森（ 犃狉狀狅犾犱犐．犇犪狏犻犱狊狅狀 ）则为 后者———“反抗 规训”———梳理出一 条
路径（ 犇犪狏犻犱狊狅狀 ， ２０１１ ）。他强调了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重要的
一节，即有关“反治理”（ 犮狅狌狀狋犲狉犮狅狀犱狌犮狋 ）的一节，认为福柯提出了反抗
“牧领”权、抗拒灵魂指引的尝试。戴维森指出，福柯在 １９７８ 年演讲中
谈及欧洲反抗“牧领”权的种种可能 １３ 喻示着在他整套话语体系中建立
起在政治和伦理之间、道德与政治哲学之间富足而精彩的联系，使个人
在多种伦理实践中为反抗政治治理提供多种形式。在这些多种形式中
就包括了 １９７８ 年福柯所看到的伊朗之“政治精神性”，福柯从这种新的
精神指导方向中找到了反抗西方长久以来“牧领”权治理的有效形式。
精神性，以及精神性事实（ 狊 狆 犻狉犻狋狌犪犾犳犪犮狋狊 ）成了上世纪 ８０ 年代的福

柯常常提及的词。举例来说，最新出版的《性史》第四 卷写就于 １９８０
年，里面福柯无意识地用了不少“精神性”字眼。 １４ 对“精神性”一词，福
柯作出的解释为，它是“指向主体，让主体变成某种特定存在方式，并且
让主 体 为 了 变 成 某 种 存 在 方 式，而 凭 借 自 己 完 成 转 变 ”的 力 量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引自 犆犪狉狉犲狋狋犲 ， １９９９ ： １ ）。精神性假定主体拥有追求自身真

１３． 在那一年演说中福柯谈到了苦行主义、社团、神秘主义、《圣经》释读和末世学信仰等宗教
性力量等（具体参见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０７ ： １９１－２２６ ）。
１４． 譬如在“论贞洁”那一章中，福柯谈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图特良（ 犜犲狉狋狌犾犾犻犪狀 ）发展出的
（禁欲）思想都以对其的延续来结束：也就是说，与耶稣基督结婚，或是以一种接近精神现实的
条件下的贞洁”（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１８ ），笔者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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