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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时说明这种牧领权是如何与它的对立面———国家———恰好结合在一
起，以致使“生命政治的诞生”成为可能。而后来的伊朗政治精神性，对
福柯来说则成了反抗西方国家以“生命政治”为主题的理性治理的一种
不容忽视的力量。
从欧洲帝国早期开始，基督教将原本用于规制一部分修道士个人
生活的实践技术加以普及化，让国家内每一个人都遵从特定生活方式，
以实现细致到每一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个体化权力。而到了中世纪以
后，基督教的个体化权力就显得愈发细致。首先，借用上帝和信徒之间
“牧羊人 － 羊群”的比喻来带入统治者和人民，把个体比作一群温顺、需
要照管的羊，而把国家或统治者喻为“好牧人”。只有牧人知道如何照
管羊群的生命，知道何时喂养他、让他生活，这就使国家的“牧领”权力
泛化于政治领域而更加涉及到个人的生命问题。
其次，基督教的“牧领”权挪用了希腊化时期牧领技术的两个重要
手段———自 我 审 查 （ 狊犲犾犳犲狓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和 良 心 指 导 （ 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狅犳
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这两种手段在早期基督教时期还只适用于修道院的
修士，存在于隐者和其指导者之间，但在中世纪以后的“牧领”权力中，
它甚至被扩展到平民百姓身上。基于自我审查技术可以使个人的自我
意识完全向治理者敞开，以便于治理者借助这种敞开来对个人形成持
续的约束和引导（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８犮 ： ７０ ）。至此，基督教的“牧领”权在个
人和国家之间建构出了一个“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未曾设想过”的奇怪
游戏，它的元素包含生活、死亡、真理、顺从、个人和自我认同；它不是通
过让城邦中的个体公民牺牲以获得城邦的生存，恰恰相反，它要让城邦
内的个 人 遵 照 城 邦 要 求 的 方 式 活 着 来 维 系 城 邦 的 运 行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接上页）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和“对活人的治理”外，还包括他一系列在海外大学
所作的演讲，它们分别是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和 １６ 日在斯坦福大学所发表的“整全与单一：一
种政治理 性 批 判 ”两 篇 演 讲，最 初 以 英 文 收 录 于 （ 犚犪 狔 犿狅狀犱犃狉狅狀 ， 犅狉犻犪狀 犅犪狉狉 ， 犑狅狀犪狋犺犪狀
犅犲狀狀犲狋狋 ， 犚狅犫犲狉犆狅犾犲狊 ， 犌犲狅狉 犵 犲犜犛狋犻 犵 犾犲狉 ， 犠犪犾犪犮犲犛狋犲 犵 狀犲狉犪狀犱 犕犻犮犺犲犾犉狅狌犮犪狌犾狋．１９８１． ） 犜犺犲
犜犪狀狀犲狉犔犲犮狋狌狉犲狊狅狀犎狌犿犪狀犞犪犾狌犲狊 ， 犲犱犻狋犲犱犫 狔犛．犕．犕犮犕狌狉狉犻狀．犛犪犾狋犔犪犽犲犆犻狋 狔 ： 犆犪犿犫狉犻犱 犵 犲
犝狀犻狏犲狉犻狋犻狋 狔犘狉犲狊狊 ；“福 柯 考 察 国 家 理 性”（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犕．１９７９．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犈狓犪犿犻狀犲狊犚犲犪狊狅狀犻狀
犛犲狉狏犻犮犲狅犳犛狋犪狋犲犘狅狑犲狉． ” 犆犪犿 狆 狌狊犚犲 狆 狅狉狋 ［ １２ ］ ６ ： ５－６ ）；以及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在达特茅斯学院
所做的演讲“个体的政治技术”（最初收录于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 犵 犻犲狊狅 犳 狋犺犲犛犲犾 犳 ， 犲犱犻狋犲犱犫 狔犔．犕犪狉狋犻狀犲狋
犪犾．犃犿犺犲狉狋狊 ：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 狔狅犳犕犪狊狊犪犮犺狌狊犲狋狊犘狉犲狊狊 ， １９８８． ）。汪民安教授主编的《福柯文选》第三
册《什么是批判？》里收录了“全体与单一：论政治理性批判”和“个体的政治技术”两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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