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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现代生活的目的—手段的链条越拉越长，直至消解了目的本身，“房屋
常常比地基更坚固”的现象更是成为家常便饭。我们常常看到，一场追
求个体自由或某种合法性的政治行动一开始可能非常重要，然而随着
斗争的展开且获得胜利以后，最初的斗争内容就从人的意识里淡化了。
文明越发达，伦理的实际效力一般会逐渐置换到那些衍生品或作为中
介的环节里（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０４ ： ２５２６ ），外部特征（如群体规模的量）反倒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有甚者，个体的命运同共同体的命运是不对等的。文明在进步，
民族或国家共同体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人可以靠着更多的手段获
得肉体的满足，但是回到每一个个体，他可能反倒觉得苦难在加重。就
像齐美尔讲的，谁了解道德统计学，谁就更容易成为伦理的悲观主义
者，因为相较那些被视作好的均值，他对那些被定义成坏的极值更敏感
（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０４ ： ７４７５ ）。

六、齐美尔的文化伦理建构———以“应然”概念的重构为例

正如邦德（ 犅狅狀犱 ， ２０１６ ： ３９４１ ）指出的，滕尼斯和齐美尔对社会学
的规划都离不开对道德统计学或对量的认识基础。“量”的问题不仅意
味着想象社会的宏观视野，更牵扯着伦理关系的总体状态。出于对政
治社会秩序的首要关切，同时从自然法和英法社会学汲取的知识给养，
滕尼斯所说的量多少仍以几何学的模型为原型，重在从历史事实提取
社会秩序和社会演变内在的集体心理、经济生活和法权的法则，这样一
来，由 权 威、资 源 等 确 立 起 了 “中 心—边 缘 ”同 心 圆 的 社 会 模 式
（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０ ： ５３５５ ）。
与滕尼斯相对，齐美尔之所以对极端值敏感，是因为他对量的感知
原型并非几何学的法则，而是个体的命运或变数，进而由此改变的社会
境况。如果说滕尼斯的社会学阐释的是存在者的活动领域，那么齐美
尔则要探入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故而后者的“量”的意涵类似于后来海
德格尔所说的 犈狉犲犻 犵 狀犻狊 ，是一场偶然的、突发的事件，亦是一种绝对的
而又不可重复的个人体验。作为其世界观的充分证明，尽管同样是大
学体系里的边缘人，齐美尔并不像滕尼斯那样汲汲于寻找学院外的自
由知识分子的结社生活，而是享受边缘人和孤独者的体验，深度探索陌
生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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