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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康德用逻辑的方法抽取出不含任何感性杂质的范畴或理念，将它们结
合到一起，建构出一条条抽象的道德法则，逼迫我们照此生活，这就像
枯燥的物理学作用力，而人的丰富的生活变成了一架无生命的机器。
这种批评并非齐美尔的原创，在唯心主义的发展中，谢林与黑格尔都对
康德的抽象道德做了反思和超越，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更是要从人的
主观任意、偶然、信仰、命运甚至历史等诸多具体内容去克服道德的抽
象性。然而，不容易看出来的是机械论本身的“占有”（ 犅犲狊犻狋狕 ）逻辑，从
外部世界获得的表象意味着占有，由主体制造出的范畴的表象亦是占
有（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９１ ： ３９２ ）。
从占有的逻辑往下推理，齐美尔进一步揭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目的
论预设及其内在悖谬。康德想要论证人的“自治”的必然性，他的办法
便是撕裂人性，把人性劈成感性和理性的部分，因为感性的部分除了自
我的先天能力，便是不经批判获得的外来东西，因而它被视作恶的东
西，我们可以把它规定成魔鬼，放到我们自己之外，而我们则把自己规
定成纯洁善良者，恰恰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世界之中，就必然无
法避免感性的表象与意见，因而将绝对的善良者悬置给一个完美的他
者———上帝。由此一来，康德根本无法克服“他治”，要么那个完美的理
念成了永远吊在我面前的他者，为我展开无穷无尽的教养之路，要么我
就干脆服从一个外部的权威。
在齐美尔的眼中，当下的“社会伦理”本质上就是以占有为前提，无
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指向的核心都是物的安排（西美尔， ２０１７ ：
１３７１３８ ）。即使滕尼斯也非常看重经济生活的事实，因而经济合理化
的目的论取向在“共同体”的秩序中占据着基础地位，给予和回报既是
共同体关系的日常纽带，它本身亦包含着法权意味，进而上升到慈爱与
敬畏的精神，并通过外部财产反过来持久地安顿人心。一言以蔽之，人
的自由从来不在自己这里，而在他交托出去的既定的共同体“关系”或
“权威”那里。
要理解齐美尔与“社会伦理”的形而上学差异，我们不能撇开他对
１９ 世纪思想史转向的自觉意识。这次转向源于叔本华和尼采，尤其叔
本华率先从根子上探入了哲学的深渊（西美尔， ２００６ ： ３ ）。尽管滕尼斯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与齐美尔的见解存在着天壤之别。自康德
以降，叔本华要找寻通往自在之物的道路，这条路通到了永无满足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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