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201902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的救赎不再有任何关系；政治的风格本该小心翼翼地展示，现在却无处
不显得激进而突兀，更恰当地说，政治已经同“人的境况”漠不相关了。
“社会分化”作为齐美尔理论母题的核心意涵，不光是我们习以为
常理解的那样，即伴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分工而来的群体分化，个人陷
入更加片面、更加琐碎的地步，而且是社会总体的现代命运，无穷无尽
的文明外在化、歧义化的过程，上层和下层的斗争及其价值不断转化，
社会等级的衡量尺度不断改变，价值始终在颠覆且有待重估。
滕尼斯和齐美尔的抉择更像他们各自笔下的席勒和歌德，对前者
而言，政治既是思考的出发点，也是诉诸文化和审美教育回归的终点
（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９ ）；对后者而言，个体自我的主观法则同事物的客观法
则之间的融合才是教养的首要事业（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１８ ： 犞 ）。
如果我们不以空间环境的差异，而从德国社会学整体发展的时间
脉络来看 两 人 的 差 异，那 么 这 一 差 异 无 法 分 离 于 时 代 氛 围 的 变 化。
１８９０ 年可以被视作一个分界点。滕尼斯的“社会伦理”多少可以看作
俾斯麦时代的产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无论民
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多少差异，它们仍然存在着寻找现世救
赎的真诚努力。正像齐美尔敏锐看到的那样，俾斯麦时代是叔本华的
意志学说俘获人心的时代，之所以叔本华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它从基
督教那里继承了寻找生活和行动最终目标的渴望，即使这一追求实质
上徒劳无功（西美尔， ２０１７ ： １４０１４１ ）。然而 １８９０ 年之后，俾斯麦被威
廉二世驱赶下台，紧张的社会氛围陡然松懈下来，政治斗争被交付给了
市场，追求整体救赎的欲望平息了，尤其上层和中层阶级丧失了这样的
兴趣，取代它的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接替叔本
华，成为这个时代舆论的宠儿，以标新立异为目的的分离派（ 狊犲犮犲狊狊犻狅狀 ）
运动彰显了社会风格（西美尔， ２０１７ ： １４７ ）。滕尼斯和齐美尔的写作语
境，多少体现了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的差异。

四、滕尼斯 狏狊． 齐美尔：尼采批判作为分歧的聚焦点

尽管尼采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直接为社会—政治所用
（尼采， ２０１６ ： ５７５９ ），但是 １８９０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尼采崇拜”逼迫着
滕尼斯和齐美尔做出回应。 １８９７ 年，滕尼斯出版《尼采崇拜》一书，借
尼采批判将矛头指向弥漫于时代的非理性狂热。同年，齐美尔迅速撰

· ２ ２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