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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二）非正式制度向官场的延伸
如上讨论，家、族、国的同构性同时意味着微观行为活动向正式结
构渗透，私域向公域渗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过程，而且
是同时发生、难以分离的，例如政治庇护（公域）与友情累积（私域）的互
动。科举制度建立了范畴身份（ 犮犪狋犲 犵 狅狉犻犮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 狔 ）和差异性基础，同
时塑造了不同地位和身份之间的各种关系，为不同身份群体间关联的
非正式制度提供了空间。
众所周知的同门、同年和师生关系即为一例。自实行科举制度始，
科举考官与应试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师门关系，成为官场中政治派别的
重要基础。“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
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商衍鎏， ２００４ ）受业师，有授业教诲之责；受
知师，有知遇提携之功。对于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来说，与主持各级考试
的知县、知府、学政等现任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对于其仕途而言尤为重
要。这一现象在唐代就已十分流行，以至于早在宋朝初期就严禁会考
官与应试者之间的“座主和门生”之类称呼（列文森， ２０００ ： １８４ ）。但这
一现象禁而不止，盛行不衰，直至清代谴责之声仍不绝于耳。孔飞力
（ ２０１３ ： １１ ）直截了当地指出，“科举考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
作坊”。无怪乎柯律格（ ２０１２ ： ３７ ）感叹道，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一个吸
引力，便是无论自己仕途如何，都会得到约三百多位权位和影响力极富
潜力的“同年”相助。
正式制度运行为非正式关系提供了渠道和基础，由此繁衍而生的
非正式关系反过来渗透官场运作过程，如此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清初时期傅山与魏一鳌的社会交往即是一例。两人始于朋友间相互引
见，因文化或价值观念而交往，进而成为挚友。傅山不仅经济上多有求
助，而且以命相托，得到政治庇护（白谦慎， ２０１６ ）。这类社交延伸至官
场，即通过诗文唱和而引起情感交融，进而在官场上互相提携照应。科
举制度在连接官场和私域关系方面的作用在明清小说和文人笔记中留
有大量印证。文人间的集会或吟诗作赋，或讲经论道，常常因为当事人
的“意气相投”，而“这种‘意气’多是缘于他们都是科举中人，知识结构
同属举业系统，因此集会内容也不离八股文章”（王玉超， ２０１３ ： ２２４ ）。
这一情形犹如列文森（ ２０００ ： １５ ）所注意到的英国文官的通识教育：“正
是这种人文主义素质形塑了他的志向，陶冶了他的精神，从而使他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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