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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而上”的国家建构过程机制，学术界有着持续不断的讨论。一些学者强
调国家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灌输其价值观念的过程。例如，尾形
勇（ ２０１０ ）关于中国古代的“家”与“国”之间关系的讨论强调了君臣关系
与“天下一家”的公域对私家的凌驾。尾形勇注意到，父子忠诚与君臣
忠诚之间对称并立的构造，以及“君臣”和“父子”两种秩序发挥作用的
不同场域。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通过‘公’、‘私’区
分的理论把‘君臣’置于首位，形成了一种秩序化”（尾形勇， ２０１０ ： １４３ ）。
西蜸定生（ ２００４ ）在关于秦汉二十爵位的研究中指出，在帝国初期，帝国
通过将爵位向乡间延伸，体现了早期帝国将触觉延伸至基层社会的努
力，即“赐爵形成身份，身份形成秩序”。而且赐爵与民俗相结合，体现
在乡饮酒礼时机、齿位与爵位的关联之上。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皇帝通过爵位来授予身份地位，那么，自隋唐以
降则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赋予身份地位。其一，国家认可科举产
生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免除劳役刑罚，使其成为地方乡绅领袖。科举过
程的一个作用，是为得到功名的士大夫带来卡里斯玛权威，安排了他们
随后在社会互动中的交往和关系定位。《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对女婿范
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他人的类似变化，不仅仅是附炎趋势
的表现，而且在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对卡里斯玛权威的认可和敬畏。
胡屠夫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
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说：‘打了天
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
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打完后，……“胡屠夫
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
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
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其二，科举制度促进了士绅与宗法组织的结合。施坚雅注意到清
代行政中的“非正式管理”现象。“清代地方行政基本策略的一个明显
问题，是如何谋取地方缙绅和商人的协助，使他们成为官僚政府的非正
式代理人，但又不至于增强他们及其副政治机构的权力，而酿成对官僚
统治的威胁。”（施坚雅， ２０００ ： ３９６ ）。张仲礼（ １９９１ ： ５２ ）详细考察了 １９
世纪清代官员士绅的规模和分布，区分了上层与下层集团，指出士绅群
体提供了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组织功能。家族按官阶而主，科举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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