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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程度不断提高，行政权力逐渐隐身后退。其次，在这些知识密集型领域
和组织中，决策的精准性不容含糊，专业基础上的权威因此有了更大的
发言权和自主性，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制。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
讨论见于职业社会学文献（ 犃犫犫狅狋狋 ， １９８８ ；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８６ ）。
这一逻辑也可以延伸到观念整合与组织整合这一对机制之上。组
织整合是有代价的，在一个庞大帝国尤其如此。组织机制因应对危机
或冲突而发展起来。社会中共享观念兴盛，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凝聚
力，提供地方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设施，进而弱化正式组织的整合机
制。也就是说，当观念认同极高时，人们的行为受到专业规则的约束，
替代了行政命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扮演了这
样一个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科举制度视为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专
业化过程。三年一度，从地方到省级乡试到会试、殿试，科举应试提供
了一个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功名人士经历了同样浸淫于
诗书经典的科举应试过程和同样的价值判断、象征性语言的洗礼。不
仅于此，准备应试的学校“使得一批优秀的儿童和青年离开家庭而聚集
在一起，起着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力量的作用”（贾志扬， １９９５ ： ９ ）。进
而，这些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持续而广泛地分布在各个层次，上达翰
林院和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官员或乡间士绅。在科举人数扩大但官僚
体制岗位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士大夫阶层向社会渗透，与地方的联系越
来越强（包弼德， ２００９ ），推动了礼仪的普及，使得国家建设特别是官方
文化观念在社会各个层次上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和渗透。
以上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更多地是
文化观念上而不是官僚组织上的一体化；这一命题与韦伯的观察十分
吻合。以下，笔者借用社会史、家族史、地方史等研究成果来进一步阐
述这一命题。其基本思路是：科举制度上的文化同构性导致了国家治
理中组织上松散关联的治理结构：（ １ ）横向层次上，官场内外的公域与
私域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基础上的双向渗透的过程。（ ２ ）纵向关
系上，国家建设与宗法组织上下其间的双向互构过程。在这两个维度
背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名与实之间的互为依托和融合，构
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鲜明特征（周雪光，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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