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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调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却对思想观念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
应用和实践鲜有涉及（王?森， ２０１８ ）。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有关社会史、
法律史和区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关注基层社会和实际运行过程，
提供了微观层次的丰富资料和洞见，本研究从中获益甚多。
下面，笔者应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从理论和资料两个方
面来解读和分析科举基础上的观念制度与帝国逻辑在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之间互动的双向构建，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进而解读黄仁
宇悖论。

三、观念一体化与组织同构性：一个分析框架

二十世纪初期，远在欧洲大陆的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长距离的
眼光观察中国，注意到中华帝国“疏放式管理”的特点。在他看来，“中
国行政里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有限”，“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
的令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这是符合
皇权之最高祭司与卡理斯玛性格的”（韦伯， ２００４ ： ９５ ）。韦伯指出，帝国
的统一主要是在“文化的统一性上实际地展现出来”的，宗教、礼仪、士
绅阶层的统一性是帝国统一的基础（韦伯， ２００４ ： ８３ ）。在韦伯眼里，皇
权同时兼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且提供了政教合一大一统的基础，即“帝国
的君主同时也是最高祭司的这个事实，是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
二者间的分野所在”，而“皇帝的卡理斯玛形象”通过仪式和伦理等一系
列文化设施加以制度化。这一点与政教分离且激烈争斗的欧洲历史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现出不同的国家演变轨迹。正因为如此，韦伯将中
国官僚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理性组织区别了开来。
韦伯的观察指出了中华帝国“观念一体化”这一突出特征。观念一
体化建立在组织一体化基础之上，即圣道与治道，皇权与官僚，官僚与
士绅的高度整合，政治、组织、文化的一体化，或曰皇权、官僚、社会一体
化。科举制不断再生产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体化的核心所在。下面，笔
者应用制度主义组织学中的“同构性”概念来阐释中国国家治理中观念
一体化的过程和机制，以及观念一体化与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之间的
关系。
（一）从制度同构性到观念一体化：科举制度的同构机制

组织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同构性的讨论为我们解读中国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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