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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包容性”（翟学伟， ２０１７ ： ３６ ），因此提供了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之间的同
构性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特别指出了中国国家政教合一的文化基
础。韦伯注意到，不仅官员接受这种经典教育，而且这一教育贯穿于社
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将这些圈子［从事各种实际行业］与官僚体
系分隔开的，只是这种教育水准的不同，而不是教育种类的不同。因为
经典教育是唯一的”（韦伯， ２００４ ： １９７ ）。
礼治需要具体实在的行动者作为其载体，以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并
随社会活动向各个领域渗透、延伸、放大。稳定存在的科举制设施扮演
了这一角色。年复一年的应试准备和考试过程成为儒教观念和经典文
本在民间广泛传播和渗透的渠道；获得功名的士大夫以官僚、乡绅以及
帝国晚期溢出官宦领域的商人或其他职业从事者的角色，成为这些观
念制度的载体，极大地扩展了一体化的关联纽带。正因如此，余英时
（ ２００５ ）指出，“科举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
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
体。”
同构性制度化过程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扩展渗透的机制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指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首先，士大夫在这一环节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如阎步克（ １９９６ ）所言，士大夫身兼数任，是连接政统、
亲统、道统的中心枢纽。尽管应试者功名不同，但经过科举学习应试的
儒教经典灌输、传播的过程，他们的知识世界和价值规范来自同一经典
文本基础上的“专业化”过程。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随着士大夫阶
层在官僚体制不同层次和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和流动而得以传播渗
透（孔飞力， ２０１３ ；张仲礼 ， １９９１ ）。
其次，同构性制度化过程的另一机制是类比机制（ 犪狀犪犾狅 犵狔 ），即人
们通过比较不同领域中的类似关系结构来引进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
实现了同构性制度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的扩展采纳。类比机制是制度
传播的一个重要机制。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注意到，类比机制的一个重
要作用是将社会分类加以“自然化”，共享的类比性为那些脆弱的制度
安排 提 供 了 合 法 性 支 撑，从 而 促 成 了 制 度 的 稳 定 性 （ 犇狅狌 犵 犾犪狊 ， １９８６ ：
４８ ）。政治学家帕吉特和他的合作者（ 犘犪犱 犵 犲狋狋犪狀犱犕犮犔犲犪狀 ， ２００６ ）在研
究文艺复兴时期 佛 罗 伦 萨 地 区资 本主 义兴起 过程 时提出，“合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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