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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若单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来看，这一论证并不充分，显难成立。但若
从“民族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考证”则代表了在“汉藏关系史”
的书写中将两种文字的历史记录结合起来的努力。对此，作者其实颇
有自知，并做出如下解释：“因华史所传文成公主之事迹绝少，而藏籍传
之甚丰，故会合考订之如此，欲以补华史之缺文，正藏史之乖误。惜皆
暗中摸索之语，更无明确证据。然虽无确证，识者阅之，必不斥为妄测
也。”（任乃强， １９４１ ： ５７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乃强急于论证藏文史料之“真实性”，以补充
汉文叙事之不足，但他并没有接受藏文叙事的基础———“佛教史观”。
在这篇文章中，“文成公主”作为“绿度母”化身的身份并未进入作者所
讨论的议题。
（二）使用藏文史籍中的材料
任乃强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尽管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来协调汉、
藏文史料在汉语世界的“首次正式会面”，但他还是坚持在使用藏文材
料前先要论证其真实可靠性。与之相比，民国时期众多关心边政的非
专业学者在对待这些材料时就较少历史学者的小心谨慎，而更多是在
爱国情怀驱使下的工具性选择。当时著名的边政官员兼学者马鹤天
（ １９３６ ）在《新亚细亚》上发表的《唐代对于西藏文化之影响》一文为这种
选择、加工策略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该文是一篇表面看来证据丰富、论述严谨的文章，几乎所有论证都
有出处。全文分为九个小节，分别从“佛教”“儒教”“历数”“法政”“农
工”“衣食住”“艺术”“医药”“文字”九个方面论述了唐代文化通过文成
公主而输入西藏之情形。除论证“儒教”一项的材料全部来自《新唐书·
吐蕃传》外，论证其他各项的材料，追其根源，都来自藏文的历史文献乃
至民间传说，包括：（ １ ）《蒙古源流》中关于松赞干布派使臣前往长安迎
娶文成公主，并携带珍贵佛像前来吐蕃的叙述；（ ２ ）《卫藏通志》中关于
文成公主在布达拉、大昭寺、小昭寺之兴建中的作用的叙述；（ ３ ）《西藏
考》中关于藏地的纪年方式为文成公主留传的叙述；（ ４ ）桑博渣著、李慰
苍译之《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中关于唐皇将珍贵的释迦牟尼
像赐予文成公主作嫁妆，文成公主携带数量庞大的五谷、饮食、药方、丝
缎及各种宝物入吐蕃的叙述；（ ５ ）贝尔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文
成公主精通占星学，堪舆吐蕃地势，向吐蕃输入乳油、干酪、麦酒，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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