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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求，催生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从而对“多民族政治体”的合
法性提出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由单一民族构成
的国家，世界上现存的政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多民族国家”。这样
一种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构成了近代以来许多地区性的政治争端乃至战
争的根源。
对脱胎于传统“多民族帝国”的近代中国而言，这一悖论带来的问题尤
为严重。中国的内部多元性具有若干结构性的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经济
方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自然或历史性差异。在帝国体制下，基于“礼乐”
的秩序体系维系了“多元”与“一体”的共存，但随着中国向“民族—国家”体
制的转型，“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显。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诸方面，“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都需要重
新厘定。这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
本文所关注的“民族史书写”是这一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其
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定义“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及其
与现代国家的历史渊源来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和政治合法
性。在这一问题上，“多元”与“一体”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为一个结构性
的矛盾：一方面，近代中国需要构建一套彰显“一体性”的解释框架来对
历史上“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融合、竞争等关系进行整体性诠释，并
使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版图相一致，而“汉本位”的立场和“汉化”的解
释框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便捷途径。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
是“民族—国家”体系的伴生物，“民族平等”的价值诉求已成为现代国
家之政治理念的要素之一，这些理念都构成了对“主体民族—少数民
族”间等级关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华夏”
作为“天下”之中心的地位业已瓦解，由此，传统史学所立基的“华夏—
蛮夷”的文明等级体系也就无法延续。这些因素相结合，使得近代背景
下的“汉本位”的民族史书写面临着严重的道德与合法性困境。
综观民国时期的民族史著作，汉语知识精英大体上是以“社会进化
论”的思想和与此相关的“进步史观”来应对这一挑战的。“进步”和“进
化”，正是“文成公主”的“技术传播者”形象背后的历史观念。
（二）“进步史观”与民族史书写
“进步史观”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与之意义相似的用法还包括
“线性历史观”“进化史观”等。在实际应用中，它可以表现为一些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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