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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为不同，论著的结构安排和叙述模式也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均遵循了
“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观，对各“民族”因相遇、竞争、融合而“进化”之“公
例”进行探究。
１９４９ 年之后，“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新中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工作。前者的最终成果是一份包含“ ５６ 个民族”的名单，并
将中国超过 ９９．９％ 的人口分配到了这个名单所列的民族类别中； １５ 后
者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标准完成了对中国各民族“社会性质”的
判定。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代表
了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协调“多元”与“一体”之关系的努力：一方面，“民
族识别”和在此基础上为每个民族撰写的简史、简志对“多民族中国”的
“多元性”给予了制度性确认，这可以被视为新政权对民国时期“民族
史”书写过度强调“一体性”之倾向的匡正；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则通过将各个民族安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规定的“社
会发展阶段”中，构建起一套新的解释框架，再次在“进步史观”的意义
上确定了“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的“先进”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步史观”的确提供了一条解决近代中国“民族
史书写”困境的途径。但是，这种历史观亦存在严重缺陷。严格地说，
以“进步史观”所构建的中国民族史的叙事体系尽管不是“汉族中心主
义”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它将“西 方”设置 为历史 进程的“榜
样”，从而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实体的文明意义。近年来，这一
历史观已逐渐遭到扬弃，“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 ２００２ ）已成为中国研
究领域的共识。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而言，如
果“西方”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之“榜样”的地位被解构了，那么，“汉族”作
为中国诸民族历史发展之“榜样”的地位也就同样被解构了。事实上，
当前官方版本的“文成公主”形象在藏族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中正遭遇
越来越多的挑战 １６ 正是这一新思潮的一个具体案例。

１５． “民族识别”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展开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 ５６ 个民族”的名单直到 １９７９
年基诺族被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后才正式确定下来。在 １９８２ 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尚有
未识别人口为 ７９．９７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０．０８％ 。
１６． 这类挑战性话语大都是在新媒体上以“吐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一篇题为《公主中的轰
炸机》的网络文章就以嘲讽戏谑的语气论及了官方宣传中关于文成公主对吐蕃之贡献的内容
存在诸多不切实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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