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201902

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宏大的理论框架，如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归纳为“图腾社会—宗法社
会—军国社会”的公式（甄克思， １９８１ ；杨度， １９８６ ）；它也常常被用来论
证一些较微观的现象，如“人类社群由小及大、事物发展由简入繁”等。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观下，“进化”被赋予了伦理意涵。换言之，“进
化”本身就具有意志与目的，它可以超越传统伦理体系中关于“善”“恶”
的道德评价，而成为一种至高的伦理（王?森， ２０１０ ： ５３－５６ ）。
这样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提供了一种
新的构建“秩序”的可能性：既然整个世界被理解为一条单向发展的直
线，每个社会、每个群体都在这条直线上占据一个位置，“中国”与“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由在这条直线上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决定，那
么，“中国”之内的多元人群之间的关系，也就同样可以由在这条直线上
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决定。
具体而言，尽管建立在“华夏—蛮夷”关系上的“文明等级”不再成
立，但基于“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位置的“进化等级”却可以发挥类似
的功能。在以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程度等为指标的“进化”之线
上，“汉族”处于较“先进”的位置，“少数民族”处于较“落后”的位置，“西
方”则处于最“先进”的一端，代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定位是由“客观”的“公例”所决定的，具有伦理优
先性，由此破解了“汉本位”的道德困境，为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同
化于相对“先进”的“汉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更进一步，在社会进化
论的框架下，一个社会就如同一个生物体，若其内部成分比较复杂，则
更容易自我更新。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其内部的多元
特质就具有了某种“进化”意义上的优势，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迁
徙、通婚等导致的“民族融合”都代表了群体“进化”的形式，从而具有
“进步”性，这实际上提升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化”潜力。
这一思路或明或暗地主导了民国时期的民族史书写。 １９２２ 年，梁
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
核心问题概括为两点：一是“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共有几
种”，二是“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之原因何在”，即体现了这一思维
模式（梁启超， １９２２ ： ３２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起，多部以“通史”形
式撰写、以 《中 国 民 族 史》为 题 的 专 著 （王 桐 龄，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４ ；吕 思 勉，
１９３４ ；宋文炳， １９３５ ；林惠祥， １９３６ ）陆续问世。诸位作者的学术背景颇

· ２ １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