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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系统翻译藏文史籍的计划始自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者任乃
强。 １９４０ 年，已完成多部关于西康地区史地著作的任乃强“思治吐蕃
史”，却发现两部《唐书》中的记载“除将边境征战鳞爪为片面之积记外，
对于蕃地内情，隔膜未通”，遂发出如下感慨：
……今世译业发达，译印东西名著，无虑万种，而我本国
西陲汗牛充栋之经籍，迄尚无人译之，非病态乎！夫一民族文
化，各自有其特质著作为文化之代表品，文化特质所由窥见，
因教齐政所为资凭也。统治西藏近三百年而无藏籍之译本行
世，则中国之不能管理西藏也，不亦宜乎？（任乃强， １９４０ ： ６ ）
为扭转这种“病态”局面，任乃强“觅得藏中最流行之史籍一种”，请
精通藏文的刘立 千 翻 译。这 部“藏中 最流 行之 史籍”就是 《西藏王 统
记》。从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３ 年，刘立千完整地翻译了这部书（当时译名为《西
藏政教史鉴》），分 １３ 期在《康导月刊》上连载发表，任乃强对译文进行
了注释。其中，记述两尊释迦牟尼替身像之造像因缘的章节于 １９４０ 年
发表在第二卷第 １２ 期上，记述“文成公主”之“绿度母”化身身份的章节
于 １９４１ 年发表在第三卷第 ５ 、 ６ 、 ７ 期合刊上，“迎娶文成公主”的章节于
１９４１ 年发表在第三卷第 ８ 、 ９ 期合刊上。至此，藏文史籍中鲜活而丰满
的“甲木萨”形象全面进入汉语世界。

五、近代“文成公主”的新形象

尽管从清代中前期起，藏文史籍中关于“甲木萨”的丰富内容就开
始进入汉语世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历史素材并未获得重视和
严肃对待。这一情形源自两方面原因：首先，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文成
公主”这一人物在汉文历史叙事的体系中并不重要，至清代，其在汉语
世界的知名度应该不高。其次，在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高原上再未建
立起统一的世俗政权。自元代始，西藏高原整体进入了中原王朝的政
治体系，但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以宗教为纽带的，“施主—上师”关系
取代了唐代通过“和亲”而形成的“舅—甥”关系。至清代，宗教性纽带
进一步加强，清皇帝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廷则承担起藏传佛教的
施主和保护者的角色。在这一牢固而有效的新纽带下，历史上世俗政权间
由“和亲”而形成的姻亲纽带已被遗忘，或至少不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变化发生在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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