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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

＜ ０．０１ ）。另外，在加入该变量后，“当期生活境遇”的系数相较模型 ２
下降了 ９．９％ 。 ８ 同时，不良生活境遇对市民排斥态度的作用强度仍小
于“悲观预期”（ ０．２３８狏狊０．２９９ ）。这说明在影响市民排斥进城农民的
形成机制中，“悲观预期”发挥着比“当期生活境遇”更重要的作用。因
此，与模型 ２ 的情况相似，虽然引发市民排斥态度的现实性机制仍然存
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以消极看待未来状况为代表的非现实性机制。
由此，假设 １犫 获得证明。
在模型 ５ 中，我们同时纳入了上述三个时间维度的利益威胁感变
量，以对上述发现进行稳健性考察。就现实性机制而言，“当期生活境
遇”虽然仍保持着高度显著性，但其系数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在
非现实性机制方面，“受挫经历”与“悲观预期”在保持统计上的高度显
著性的同时，其系数值（ ０．３９９ 和 ０．２９９ ）仍都大于“当期生活境遇”，这
增强了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结果的可信性。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的确可能是由
直接的利益矛盾所导致；但与此同时，这种现实性排斥在受挫经历以及
悲观预期的作用下极易转化为非现实性排斥。而且，后一种冲突形式
是外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更大的阻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具体而言，正如冲突理论所指出的，一旦从现实性冲突演化为非现
实性冲突，冲突的对象会发生从直接的利益争夺者向外部对象的扩散
过程，这意味着冲突具备了结构性发生机制。其中，社会利益结构变迁
对个体利益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在这一背景下，进城农民很可
能成为市民发泄其对宏观结构性因素不满情绪的“替罪羊”。本文将在
下一部分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市民排斥进城农民的“替罪羊”机制
本部分将探究市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在“利益威胁感—排斥态度”
这一关联中的实际影响，以验证进城农民作为本地市民发泄社会怨恨
情绪的“替罪羊”机制是否存在。在模型设置上，本研究将市民对政府
在“社会公平”“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三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作为调节
变量，并构建它们与不同时间维度的利益威胁变量的交互项。针对已
总结的三种利益威胁的形式，表 ５ 、表 ６ 、表 ７ 展示了估计政府工作满意

８． （ ０．２６４－０．２３８ ）／ ０．２６４＝０．０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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