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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

人口的接纳程度之间具有负向效应，也即市民的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可
能排斥外来人口在就业、购房以及子女教育等重要资源上的竞争（系数
为 ０．１３９ ， ＜ ０．００１ ）。但是，主观上将自己定位于不同阶层位置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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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自认为处
于中层的群体（ ＞ ０．１ ）以及中下层或下层的群体（ ＞ ０．１ ），与中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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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层群体之间均没有明显的态度差别。这表明，用经典利益威胁论
来解释中国情境下的市民排斥现象存在局限性。事实上，李煜（ ２０１７ ）
针对上海市民的研究也支持了本文基于全国性样本所得到的发现。他
发现，对于“老上海人”（具有上海户籍且沪语为母语）来说，其社会经济
地位对其接纳外来移民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一因素并不影响那些“新上
海人”（具有上海户籍但母语不是沪语）和不具有上海户籍的外地人对
移民的态度。
在模型 ２ 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当期生活境遇”变量，它代表受访
者对其当期利益变化的主观感受，并能够直观地反映利益威胁感的程
度。数据结果显示，本地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明显且强烈地受
到其自身生活境遇变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市民在短期内出现生活
问题时，将显著增强其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 ＜ ０．００１ ）。而且，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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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家庭年收入）相比，当期生活境遇虽然与
之具有同 样 的 高 度 显 著 性，但 其 系 数 绝 对 值 约 是 前 一 变 量 的 ２ 倍
（ ０．２６４狏狊０．１３９ ），表明当期生活境遇对因变量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
市民所面临的现实的生活问题是导致其对进城农民“现实性排斥”的主
要原因。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模型 ３ 分别引入了“受挫经历”和“悲观预期”
两个变量，以比较在市民排斥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利益威胁感的现实性
维度与非现实性维度的作用差异。模型 ３ 的检验结果显示，利益受挫
经历这一变量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影响较大，表明利益受挫程度不同
的市民群体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与那些
社会地位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的“获益群体”相比，那些社会地位下降
很多或略有下降的“失意群体”拒绝进城农民参与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
倾向更加强烈（系数为 ０．５２８ ， ＜ ０．００１ ）。需要指出的是，在模型 ３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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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受挫经历”变量后，“当期生活境遇”变量虽然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其系数值相较模型 ２ 已下降了 １４％ ， ７ 且其对市民排斥的作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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