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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农民作为本地市民发泄其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替罪羊”机制。在基于上
述思路进行的实证分析中，本研究得到了两个核心发现。
第一，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利益受损状态均会显著地影响市民对进
城农民的接纳意愿，但其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当前生活境遇出现恶化的
市民可能排斥进城农民。而且，这一因素在显著性和作用强度上都强于
既有文献所关注的“自评社会地位”和“家庭年收入”这两个测量利益威
胁程度的常用指标。另一方面，有无利益受挫经历的市民在接纳意愿上
存在显著差异。与较长时段内社会地位上升的“获益者”相比，社会地位
发生相反变化的“失意者”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更低。此外，对未来社会
地位的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即对未
来的利益状态持“悲观预期”（略有下降或下降很多）的市民比那些持“乐观
预期”（上升很多或略有上升）的市民对外地人的排斥倾向更强烈。这表明
引发市民对进城农民排斥态度的利益威胁机制在时间尺度上呈多维性，也
即本地人不仅会因短期的生活境遇恶化而对进城农民产生排斥倾向，他们
在过去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以及对未来社会地位悲观甚至是稳健的预期也
会产生类似的作用。“当期生活境遇”显著影响着市民的排斥态度，但“受
挫经历”与“悲观预期”的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市民排斥进城农民兼具现实
性与非现实性的特征，且由非现时的利益威胁所主导。
第二，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所表现的非现实与非现时向度实际
上隐含着显性冲突对象实则为“替罪羊”的逻辑。具体而言，当市民曾
经遭受到利益剥夺，且对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以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
题的效果不满时，极易诱发针对进城农民的替罪羊机制。也就是说，在
市民中，与那些“获益者”相比，虽然“失意者”很可能将负面的利益认知
归因于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的低效，但由此
产生的不满因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直接表达，进而转移到处于
缺乏制度保护的进城农民这一群体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替罪羊机
制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即主要发生于市民形成非现实的利益感知的情
况下。这意味着，市民对进城农民的现实性排斥是由直接的利益矛盾
导致，而非现实性排斥则往往是由“失真”的利益感知所驱动。
研究结果表明，市民的利益威胁感不仅建立在当前不良的生活境遇
基础之上，而且在过去以及未来的时间维度上都可能存在，并且三者都
直接影响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这无疑是对经典利益威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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