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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

补充和拓展，并证实了市民排斥具有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双重向度，这
也使科塞的冲突理论在经验层面再次得以证实。应注意的是，对进城农
民的态度是市民的一种主观体验，这既可能源于市民在个体层面的社会
地位变动，也有可能是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其心理态度进行塑造的结
果。事实上，不平等的制度环境极易使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受处于较低
水平，且这种结构性感知会进一步影响其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化的判断。
虽然这会直接引发市民对公共机构的不满，但在制度性解决机制缺失的
情况下，这种不满往往无法完全表达，反而会转化为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和排斥。因此，在现实层面，提高政府行政水平以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的能力，不仅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各项权益方面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保障，
在消除市民的排斥倾向、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也具有积极效果。
另外，在市民排斥态度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进城农民作为政府部
门“替罪羊”的机制。这一方面需要以在过去遭遇利益损失的城市“失
意者”甚至包括利益未发生变化的成员作为主体条件，但对政府的不满
仍主要体现为社会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治。虽然这一问题对中国发
展转型的威胁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由于分配机制改革等制度疏解渠道
仍不完善，民众的负面情绪不断激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而
流动人口成为“替罪羊”则表现出其与市民互动关系的非现实性，即市
民排斥呈现某种无目的性。这意味着对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有
以“新迁入 者”（ 狀犲狑犮狅犿犲狉狊 ）为 中 心 的 视 角，还 要 考 虑 到 本 地 原 住 民
（ 犻狀犮狌犿犫犲狀狋 ）的感受。对后者的忽视不仅会危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所强
调的社会融合目标，而且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被确
立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基本目标。由此作出的惩治腐败、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势必对消除
市民的负面利益感知、加快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凸显
了收入不平等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影响，也提醒我们应集中力
量破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失衡问题，缓解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
以及在市民群体中出现的“替罪羊”效应，尽力消除非现实性冲突的破
坏性，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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