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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

动力市场竞争同样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高庆旭（ １９８９ ）则发现，
在公共服务方面出现的水电紧缺、交通拥堵、廉价食物紧缺等问题，实
际上是改革后因城镇迅速扩张而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的后果，但作为
谋生者的流动人口却被指责为引发资源匮乏的根源。另外，改革以来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更直观地说明了城市居民
非但不是资源竞争的受害者，反而是得利者。
由此看来，相较于流动人口这一在制度转型中的“失意群体”而言，
作为“获益者”的本地市民的排斥态度可能并不具有直接指向性，而仅
是因前者处于弱势地位而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冲突目标。我们认为，这
种“替罪羊”机制并非是限于市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一种孤立现象，而
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冲突形成、演变和激化的客观呈现。事实上，市场
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意味着新旧利益群体的更替愈加迅速，其关系的紧
张状态也愈发显著，并表现为这样一种演化过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的政治风波开始，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权益抗争，再到 ２１
世纪以来围绕具体议题展开的多样化的社会运动。这些频繁、大规模
且暴力性不断升级的冲突关系背后隐含的，正是阶层结构剧烈分化后
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则进一步造成社会心理部分地发生异
化，弱势群体对优势阶层的“嫉妒”逐渐升级为无明确指向性的、集体性
的怨恨情绪（成伯清， ２０１０ ）。需要指出的是，怨恨的生产最初依据的是
一种“原生怨恨”，即人们在体制改革中相对地位的变动或对未来发展
形势的悲观预判而产生出实际的或想象的利益受损状态；一旦这种“原
生怨恨”难以被权力部门有效应对，就会衍生出要求对怨恨的生产和应
对机制进行制度性变革的“次生怨恨”（刘能， ２００４ ）。虽然“有事找政
府”已成为社会运动开展的重要策略，但由于这种矛盾难以在体制内得
到化解，在法律框架内展开的“维权”行动逐渐升级成针对政府的“泄
愤”事件，并最终演变为祸及普通群众的“骚乱”事件，也即诱发了一种
转移怨恨目标的“替罪羊”机制。
作为经济社会体制创新的主要“实验场”以及人口聚居地，中国城
市所具有的“怨恨生产”功能无疑更加显著，集中表现在本地市民与流
动人口的紧张关系上。市民虽然享受着体制改革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
“红利”，但也要承受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产生的“震荡”效果。一方面，市
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主导福利分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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