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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经历以及对未来利益状态的悲观预期予以重视，这有利于全面地展示
市民排斥态度的生成机制。
（三）中国情境下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紧张
城市公共产品是市民和流动人口展开资源竞争的重要目标。在中
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公共品分配机制因市场化转型而发生根本变
化，导致拥有再分配权力的政府部门开始深度卷入到市民与流动人口
的互动关系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的资源分配体系以居住地作
为基本单位，且在户籍制度的安排下进一步强化了地域区隔性。正是
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市民获得了在等级式定量供应制度中的排他性
地位，流 动 人 口 很 难 真 正 对 市 民 的 切 身 利 益 产 生 冲 击 （ 犇犻狀 犵犪狀犱
犛狋狅犮犽犿犪狀 ， １９９６ ）。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城乡身份的分配原则形塑了
一种基于这种实在特权的分配权利的意识（ 犛狅犾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９９ ）。这就使本
地市民先定地形成了基于居住地进行利益分配的观念模式，建立了排
斥外来竞争者的认知基础。
１９７８ 年后的市场化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行政命令和计划要求
所维系的定量供应制度，代之以围绕供求关系运转的市场机制。市民
也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感受到以往由国家供给的利益和福利以及以此
为基础的市民优势地位的削弱，而流动人口往往被视为使其利益受损
的直接原因。周大鸣（ １９９４ ）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中发现，有相当高比
例的本地市民将通货膨胀、失业等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后果与流动人口
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更为深入的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基
于上海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本地居民认为外来人口应该对就业、环
境、财 产 安 全 和 交 通 运 输 等 问 题 的 恶 化 负 责 （ 犇犻狀 犵犪狀犱犛狋狅犮犽犿犪狀 ，
１９９６ ）。
然而，市民在主观上的利益威胁感与事实上因流动人口而来的利
益增长存在巨大差异。实际上，市场机制能够使城市公共品在供应端
上更有弹性，有效降低使用者享用公共品的成本（ 犌狌狉狉 ， １９７０ ）。外来人
口在公共品上与市民的竞争不仅在现实中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他们所
创造出的新 经 济 机 会 反 而 能 够 改 善 公 共 品 的 供 给 结 构 （ 犉犾犪狋狋犲狉狊 ， 犲狋
犪犾． ， １９７４ ）。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李梦白和胡欣（ １９９１ ）指出，工作机会
的竞争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力配置机制的矛盾，城市工人的下岗
根源于传统企业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的自我变革，而人口流入带来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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