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少钱在房租上面； ３１ 在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用于食物的支出是怎么
变化的（ 犅 狔 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１０ ： ６７ ）。
很有意思的是，在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拜茵顿就已经知道了在炼
钢区进行了普查（ 犿犻犾犾犮犲狀狊狌狊 ），也就是说，她也的确知道自己民族志描
写的这 ９０ 户家庭的家计生活在代表性上的偏误。这个偏误的确也被

匹兹堡调查计划的主持人克罗格（ 犘犪狌犾犓犲犾犾狅 犵犵 ）在前言中直言不讳地
指出了。但拜茵顿的理解是，如果这 ９０ 户家庭在族群、智力水平和收
入等条件上相当于普查的一个合格样本，那么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
说是普查的一个微缩（ 犿犻狀犻犪狋狌狉犲 ）。
问题是，如果只是在田野观察和描述中表达这个理想，她本来就有
更为便捷的普查性材料可以使用， ３２ 但拜茵顿没有这样做。在她看来，
如果这些家庭包含了家计生活的重要元素 ，那么对其进行细致的田野
观察和描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型化工作）同样也能揭示特定的消费
样式。拜茵顿在全书中常常使用的“正常类型”（ 狀狅狉犿犪犾狋 狔狆 犲 ）这个词
只是在表面上体现了“凯特勒式”的理想。她的类型化工作的焦点是类
别的交互，以及深入描写达到某种收入或支出水平的家庭是如何度日
的。在对开支数量进行田野观察之后，拜茵顿对这 ９０ 户家庭按 照族
群、技术熟练程度（ 狊犽犻犾犾犲犱狀犲狊狊 ）和收入档次进行了不完全的交叉分类。 ３３

３１． 很显然，食物花销和家庭的人口构成大有关系，而在这一点上，拜茵顿（ 犅 狔 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１０ ：
６９ ）和 ２０ 多年前的布斯调查时采取的手法是一致的，即假设成年女性和儿童的消耗量相当于
成年男性的一定百分比。
３２． 即她知道的钢产区的普查（ 犿犻犾犾犮犲狀狊狌狊 ）和她自己在书中引用的美国劳工部的年度报告
（ 犝．犛犅狌狉犲犪狌狅犳犔犪犫狅狉 ， １８ 犪狀狀狌犪犾狉犲 狆 狅狉狋 ）。拜茵顿（ 犅 狔 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１０ ： ７３ ）引用此报告，意在说
狋犺
明一夫一妻和三个 １４ 岁以下的孩子是一个“正常家庭”的规模。事实上，就在勒普莱的学生
谢松为自己的老师所做的辩护中，我们已经发现， 犿狅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 的方法和使用来自行政部门的
统计数据或者普查类的资料就有了相互结合的趋势，后者作为集合类的材料，以均值的方式
指示出了“总体”，而 犿狅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 则 是 在 这 个 范 围 内 以 个 案 为 基 础 进 行 更 为 有 效 的 类 型 化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１９９８ ： ２１４ ）。也就是说，社会学民族志的写作需要建立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但
这并不意味着接触调查材料或先做调查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田野就此成为一种普遍实
践的顺序。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运用开放式访谈（ 狅 狆 犲狀犲狀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或者小型调查为民族
志田野做铺垫仍被一些社会学家视为少数派的做法（ 犎犪狉 狆 犲狉 ， １９９２ ： １４９－１５０ ）。
３３． 在她的眼中，普通的工人就是那些技术不熟练的工人（ 犅 狔 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１０ ： ４１ ）。在交叉之后，
她发现，每周收入少于 １２ 美元的工人主要是斯拉夫裔的日工（ 犛犾犪狏犻犮犱犪 狔 犾犪犫狅狉犲狉狊 ），收入低于
这一标准的 ２４ 户家庭中有 ２１ 户是斯拉夫裔，其中许多是新来此地的。在收入的高端，也就
是每周收入不低于 ２０ 美元的家庭，其中大部分都是本地白人家庭（ ２３ 户中有 １５ 户 如 此）
（ 犅 狔 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１０ ：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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