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和最强烈地要求整体观的道德。 １６
在改良主义汹涌的进步主义时代（ 犘狉狅 犵 狉犲狊狊犻狏犲犈狉犪 ），面对工业化带来
的种种社会变迁，城市逐渐成为这些有志于获取大量一手数据的社会研
究者 的 首 选 之 地 （ 犇犪狀犫狅犿 ， １９８７ ； 犚狅犱 犵 犲狉狊 ， １９９８ ： １１２－１３０ 、 １８１－２０８ ；
犛犮犺狑犲犫犲狉 ， ２００６ ）。这首先是因为城市产生了在他们看来对道德生活最严

重的冲击：贫困和犯罪（ 犃犫狉犪犿狊 ， １９６８ ： ３８ ； 犅狌犾犿犲狉 ， 犅犪犾犲狊犪狀犱犛犽犾犪狉 ， １９９１ ： ７
－８ ）。在以道德统计学（ 犿狅狉犪犾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 ）为名义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其基
本的对象是有碍于普遍道德的特别风俗和习惯，而其最直接的动机是改
良，即防止贫困和犯罪等“危险人口”因为沉浸在这种特别的城市生活而
无法重返常人的道德。 １７ 更重要的目的是，怎么通过对不正常的风俗的
探究和治理，最终形成比风俗更为崇高和持久的道德理想。 １８
从 １９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疾苦”
（ 犛狅犮犻犪犾犙狌犲狊狋犻狅狀 ）不仅意味着用更大范围的劳工问题来涵盖此前关心的
贫穷，也意味着在 劳 资 冲 突 之 外 找到 开启 社会 团结的 新 基础（ 犛狋狅狀犲 ，
１９８５ ； 犚狅犱 犵 犲狉狊 ， １９９８ ： １１ ）。从“社会疾苦”到“社会团结”，虽然是一反一
正，但整体性的社会观念却相当一致。当这样的道德焦虑从改良人士向
社会中 层 蔓 延 的 时 候，首 先 被 质 疑 的 自 由 派 并 没 有 放 弃 个 人 德 性
（ 狏犻狉狋狌狅狌狊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 犆狅犾犾犻狀犻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３ ： １８－２０ ）的念头，反而成为最
先成就各种社会 建 设（ 狊狅犮犻犪犾犲狀 犵 犻狀犲犲狉犻狀 犵 ）的 旗手（ 犇犪狀犫狅犿 ， １９８７ ； 犔犪狊犮犺
犙狌犻狀狀 ， １９９３ ； 犉犾犪狀犪 犵 犪狀 ， ２００７ ： ９ ）。在社会学的理论史上，从托克维尔到涂
尔干的时段见证了各种自由主义改良工程学的高峰（ 犇狉狅犾犲狋 ， ２００３ ），但也
因此否定了此前“社会疾苦”中包含的极其强烈的整体社会的色彩，换言
之，就是降低了寻找新的社会概念与“社会的科学”的冲动。 １９ 我们在下

１６． 涂尔干这一尝试也是他思想前后分期的关键点之一（陈涛， ２０１７ ： １０５－１０７ ）。关于普鲁
士统计学派和 国 家 科 学 对 “联 合 体”的 论 述 可 参 见 相 关 文 献 （ 犎犪犮犽犻狀 犵 ， １９８７ ； 犛犮犺狌犿 狆 犲狋犲狉 ，
１９９４ ： ２１０ ； 犔犻狀犱犲狀犳犲犾犱 ， １９９７ ： １３２ ； 犠犪犽犲犳犻犲犾犱 ， ２００９ ： １７ ；叶启政， ２０１８ ： １６９－１７１ ）。
１７． 相比起贫困，犯罪更为直接地和笼罩劳工的“危险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成为道德统
计最直接的来源（ 犉狉犻犲狀犱犾 狔 ， ２００７ ： ２６９－２７０ ）。
１８．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道德统计学最终的成型并不依赖对犯罪和贫困的风俗解释，而依赖
在风俗解释之外的道德理想的建立，阿敏斯特罗（ 犃狉犿犲狀狋犲狉狅狊 ， ２００７ ）用德迈斯特（ 犱犲犕犪犻狊狋狉犲 ）
反卢梭来论证“正常人性”（ 狀狅狉犿犪犾犺狌犿犪狀犻狋 狔 ）在大革命后的建立说明了这一点。
１９．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时候，否认“社会疾苦”而认为只有“社会问题”（ 狊狅犮犻犪犾 狆 狉狅犫犾犲犿 ）的判断
越来 越 多（ 犃犫狉犪犿狊 ， １９６８ ： ４４ ； 犎狅狉狀犲 ， ２００１ ： １８ ； 犌狅犾犱犿犪狀 ， ２００２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瓦 尔 德 （ 犔犲狊狋犲狉
犠犪狉犱 ）将之称为一种“自由派的实证主义”（ 犾犻犫犲狉犪犾 狆 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 ）（转引自 犔犪犮犲 狔 ， １９９３ ： １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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