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上述两组基本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
情境特点与理论特性并存的张力（ 犠犪犾狋狅狀 ， １９９２ ；项飚， ２０１２ ： ４６ ）。一
方面，我们很可能进入 经 验 主 义 （ 犲犿 狆 犻狉犻犮犻狊犿 ）的 思 路，因 为 个 案 是 在
具体的社会情景中实 在 的 发 生，个案 在经 验中的 整体 性完全 取 决于
它的具体发 生 （ 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 ）。 另 一 方 面，我 们 也 很 难 拒 绝 “唯 名 论”
（ 狀狅犿犻狀犪犾犻狊犿 ），因为我们 最 终 呈 现 的个 性就是 理念 类型 上 的 个 体 性。
我们在理论想 象 和 构 造 的 工 作 中，并 不 会 看 到 那 些 将 经 验 要 素 （时
空、行动、过程等）融合为独一无二的“发生”的整全性，但它在观念上
的复杂却奠定了个体之间“类存在”的概念基础。 ８ 社会学的田野工作
者总是希望把这些情境性，或者说观察到的发生，和理论想象力结合
起来。这种双重性所 触 动的 也只 是 进行 田野 工作 的研 究者，而不是
在具体生活的时空中把这些个案变成生活的那些人。 ９
围绕上述争议，社会 学 的民 族志 在过 去的几 十年 经 历 了 若 干 知
识学上的辨析和争论，例 如，民族 志的 写作 在理解、解释和规 范性的
贡献方面何者为核心（ 犜犺犪狋犮犺犲狉 ， ２００６ ）；民族志是否首 先是对 民 族志
写作者的 自 我 反 思（ 犛犮犺犲 狆 犲狉犎狌 犵 犺犲狊 ， ２００１ ； 犎狌 犵 犺犲狊 ， ２００２ ）；民 族 志 写
作的非系统性是否会成为虚假的叙述（ 犇狌狀犲犻犲狉 ， ２０１１ ），等 等。同时，
民族志的研究者也进行了许多关键的尝试，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志如
，
何克 服 田 野 的 具 体 时 空 对 其 理 论 想 象 力 的 束 缚 （ 犅狌狉犪狑狅 狔 １９９８ ；
犇狌狀犲犻犲狉 ， ２００２ ； 犎犪狀狀犲狉狕 ， ２００３ ； 犅犲犪狉犿犪狀 ， ２００５ ），以 及 民 族 志 和 历 史 想
，
象之间的联系（ 犅狉狌犫犪犽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犅狌狉犪狑狅 狔２００９ ）。但民 族志作

８． 威沃卡（ 犠犻犲狏犻狅狉犽犪 ， １９９２ ： １５９ ）恰当地用病人和疾病的比喻指出了个案研究的这种两面性。
９． 对这种紧张，对科学生活和金融交易市场都做过深入的微观观察的科诺 － 赛廷娜（ 犓狀狅狉狉
犆犲狋犻狀犪 ， ２０１４ ： ３０ ）提出了所谓“直觉性的理论化”（ 犻狀狋狌犻狋犻狏犲狋犺犲狅狉犻狕犻狀 犵 ）的问题。不过，作者建议
的理解方向是，直觉的经验是因为被无意识地转化而成为我们理论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犓狀狅狉狉犆犲狋犻狀犪 ， ２０１４ ： ３９ ）。与之相较，戈夫曼（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７４ ）后期作品对于观察在何种框架
下进行，以及我们对这种框架如何澄清所做的研究，更像是对早期社会学田野中“直接观察”
这一强烈但含义不清的说法的继续发展，事实上，戈夫曼从 １９６１ 年的《遭遇》（ 犈狀犮狅狌狀狋犲狉 ）开
始，就把田野的意义放在了互动中，在戈夫曼那里，对“直接性”的重视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社
会场景，而互动意味着表演（ 狆 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也就是生产刻板印象（ 狊狋犲狉犲狅狋 狔狆 犲 ）最重要的机制。
田野的意义放在互动当中，意味着个体化的生活和类的生活的遭遇，极为个体化的生活很难
承受，因为它会消除种种刻板印象。怎么处理表演，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个体化与
社会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戈夫曼对互动极具创造力的呈现和理论化模式，将早期社会学
研究中的“直接观察”不仅带入极其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思维，也带到现代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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