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为方法所具有的更大的开放性和它在跨越区域研究传统上的进展似
乎并没有缓解其践行者具有的焦虑。社会学民族志用什么经验描述
来类型化？又如何搭 建 一种 可能 改 变我 们规 范性 思考 的情感结 构？
社会学民族志描述类型化的语言如果可能揭示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生
活的深度，这种深度除了注定要改变道德观之外，是不是能改变我们
看待我们这些道德观念的情感？上述两组问题之间的关系今天仍时
不时在纠缠我们。
本文将不会进一步推敲社会学民族志在知识学上的争论如何改变
了田野工作的实践。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将采取一种“理论—历史”的
方式看待上述两组基本问题。我们仍然不能忽视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上半叶的早期社会研究对社会学民族志的奠基。以一战为大致的分界
点，这个奠基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 １０ 在前 半段（ １９ 世纪末到 一
战），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孕育在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中。在后半
段（一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更加集中地体现在

社区研究（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 狔 狊狋狌犱 狔 ）和城市民族志的进展里。
由于中国社会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迎来了第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学
术高峰，我们因此对这一奠基时代“后半段”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对它的
学术脉络有更多的同情（杨清媚， ２０１０ ；齐钊， ２０１３ ；田耕， ２０１７ ）。所以，
本文的论述对象将从我们相对陌生和在学术正典中更为边缘的“前半
段”开始。在学科史上，对这个相对陌生的社会学传统的认识，我们多
少会受到两个议题的重要影响，一个是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区分及
前者向后者的转移，另一个是改良式的研究努力和学科式的研究的区
别及前者向后者的转移。前一个议题早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就已为中国
学者所关注。 １１ 因此，重新思考 １９ 世纪末到一战前的社会学民族志，不
仅是因为它和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关系，也是因为其经验和道德感受
力和此后时代的关键差别。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并不能完全回答上文
提出的民族志研究者的问题，但也许可以部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由来。

１０． 我们从英国社会调查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间接印证这种时段区分的合理性。广义的英
国社会调查的第一个高潮是 ２０ 世纪的前十年。在一战之中开始下滑，从 １９２１ 年开始到二战
前夕达到高峰（ 犅狌犾犿犲狉 ， 犅犪犾犲狊犪狀犱犛犽犾犪狉 ， １９９１ ： １８ ）。
１１． 例如，杨（ １９９１ ）对李景汉所著的《实地调查方法》的评论，以及学科史上对此两派的评
价（李章鹏， ２００８ ；吕文浩，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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