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理论”提出之后的 ２０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调查研究大规模走入研究型
大学并主导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后，社会学民族志再度兴起
（ 犆狅狀狏犲狉狊犲 ， １９８７ ： ２３９－２４４ ；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 狆 犲 ， ２０００ ： ６５ ）。
如果按照这样的界定，我们会发现，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民族
志的范围已经经历过重要的扩展。一方面，今天参与田野工作的不仅
有历来和民族志写作区别很大的调查性研究（ 狊狌狉狏犲 狔狊狋狌犱犻犲狊 ），也有传
统上极为重视档案和语文传统的人文科学。 １ 田野部分的研究被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自然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普遍重视重建社会行动
与过程的生身处境大有关系。 ２ 那么，在这种对社会变迁与行动者的生
身处境的普遍关注之外，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另
一方面，社会学的民族志当然和以变量为基础（ 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犫犪狊犲犱 ）的社会
研究有明显区别，然而，即使不同意以变量为主导而提倡回到社会生命
中具体的林林总总（ 犮狅 犵 狊犪狀犱狑犺犲犲犾狊 ），社会学与人文科学仍然有民族
志之外的若干选择。在摆脱变量思维之外，社会学的民族志并不见得
是最能理解和叙述行动者的意义世界的选择。上述两种直接的质疑，
前者涉及社会学民族志如何看待田野工作中的对象所具有的个性的问
题，后者涉 及 民 族 志 的 文 本 如 何 叙 述 田 野 工 作 的 对 象 的 问 题 （ 犞犪狀
犕犪犪狀犲狀 ， １９８８ ；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７ ）。
在田野工作得到普遍认可乃至空前强化的前提下，社会学田野工
作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这一点仍要从社会学如何认识其田野对象的
个性的特点来看。在田野工作中，民族志的研究者常常面临直觉到但
无法断定的个性。田野工作者能够体察这种存在方式的重点在于能够
叙述这些主体如何开展行动（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１ ）。恢复，在很多时候意味着
田野工作的首要冲动是恢复其对象的生活时间、聚落、行动的轨迹，以
及在面临选择时所具有的计算、踌躇和心无二念。有的时候，还要去尝

１．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历史学学者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过田野对 １９ 世纪农民
战争的再研究，具体可参见马长寿（ ２００９ ）的相关研究，另见温春来、黄国信（ ２０１７ ）主编的历史
田野调查教材。
２． 这个工作分为典型的两类，一类是遭遇（ 犲狀犮狅狌狀狋犲狉 ），这是田野工作最常见的形式，也就是研
究者身为外人，不仅需要熟悉被研究的当地人，甚至还会要求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另一种是
研究者已经身在其中，或者至少曾经参与生活的观察，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在“家乡田
野”中写成民族志《江村经济》的费孝通与《义序宗族研究》的林耀华。这可以说是双重意义上的
“参与观察”，因为有相当的努力花在了“化熟为生”（ 犵 狅犪犾犻犲狀 ）上（ 犇犲狊犿狅狀犱 ， ２００７ ： ２８４－２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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