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是变动的，但每一个类别的劳工体现出一种类别
的情感结构，这就是布斯在每一类别的介绍结尾处所提取的共同之
处。 ２３ 我们注意到，尽管强调对数字材料的搜集分类，甚至他也使用诸
如“常规的收入”（ 狉犲 犵 狌犾犪狉犲犪狉狀犻狀 犵 ）、“相对而言的舒适度”（ 犮狅犿 狆 犪狉犪狋犻狏犲
犮狅犿犳狅狉狋 ）（ 犅狅狅狋犺 ， １９０３ ： ６ ）等说法，但布斯极少使用“平均数”（ 犪狏犲狉犪 犵 犲 ）
来代表任何一种类别或是亚类的劳工在收入、酗酒，以及贫困中的存
在。 ２４
在布斯的调查中，众人眼中的贫困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视为
一种亟待纠正的社会罪恶， ２５ 他显得过于冷静的修辞多少延续了勒普
莱对制造者作为正常的劳动者的观察。但在布斯的时代，这种源于道
德统计学的改良是站在某种临界点上的：它或者将某一种社会集群
（ 狊狅犮犻犪犾犪 犵犵 狉犲 犵 犪狋犲狊 ）的习惯自然化，事实上支持类型化和分类作为社会
的基本形态（ 犆狅犾犲 ， ２０００ ： １２ ），或者在发生矛盾的社会集群面前再度找
到中间 环 节 去 将 不 同 的 习 惯 连 接 成 整 体 理 想 的 一 部 分 （ 犚狅犱 犵 犲狉狊 ，
１９８７ ： １７９ ）。
改良与科学的关系是社会学史家重看这段时间深入到城市、工厂、
田舍、教堂，以及各种法律不入之地的田野工作的基本视角之一。 ２６ 混
合了社会研究和改良意识的进步主义社会研究从贫困开始扩展至大工
业下的劳工问题。在此转向之后，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也将重点

２３． 例如，对上述第二类的劳工（布斯编为 犅 ），布斯（ 犅狅狅狋犺 ， １９０３ ： ４３ ）认为其脾性是“工作和休
闲都随心所欲，对之应恰如其分地称为穷人中的有闲阶级”（ 犾犲犻狊狌狉犲犮犾犪狊狊犪犿狅狀 犵 狋犺犲狆 狅狅狉 ）。
２４． 在对东伦敦的调查中，布斯（ 犅狅狅狋犺 ， １９０３ ： １３５－１３９ ）只是在第五章将平均数用作测量贫
穷的指标，假设成年女性食物摄入量是成年男性的四分之三，而儿童食物摄入量是成年人的
四分之一，他因此将家庭的食物消耗用相当于几名成年男子摄入量来进行平均。
２５． 尽管“社会罪恶”（ 狊狅犮犻犪犾犲狏犻犾 ）这个概念仍然被使用，但布斯（ 犅狅狅狋犺 ， １９０３ ： ２５－２６ ）并没有
进一步在调查中将这个说法道德化。
２６． 比较典型的概括是“凡令社会改良的科学受益的，即不利于社会学”（ 犃犫狉犪犿狊 ， １９６８ ： ５２ ），
这种改良和科学的更替仍然是看待早期社会研究的基本主要点。很有意思的是，持有这类评
价的学者恰恰又不否认和进步主义社会研究并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道德想象。工业
小说用比社会研究还要细致的民族志手法来呈现的情感结构难道不是社会调查运动内在的
对规范的认识吗？如果承认这一点，即使我们将上文瓦尔德所说的自由式的实证主义视为整
个进步主义时代的动力学，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只有在英国形成了我们在社会调查运动
中看见的那种“经验—道 德”想 象 力？ 在 涂 尔 干 代 表 的 法 国 道 德 科 学 和 “社 会 政 治 协 会”
（ 犞犲狉犲犻狀犳 ü狉犛狅狕犻犪犾 狆 狅犾犻狋犻犽 ）代表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那里，这种类似的冲动变成了完全
不同的早期社会研究的类型（ 犛犺犲犲犺犪狀 ， １９６６ ： ６７－９５ ； 犚狌犲狊犮犺犲犿犲 狔 犲狉犪狀犱犞犪狀犚狅狊狊犲犿 ，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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