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民党）或建立（共产党）的内在机理和动态过程方面，在基于社会学视角
的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尤有独到之处。
在生命传记研究法中，历史的时势与社会的结构也可以以另外一
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吊诡的方式呈现。与前述身处政权核心和斗争漩
涡中的人物相反，还有一种身处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与前者的最大
区别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英雄业绩”，在于他们以“无所作为”之“静”反
衬出社会与历史之“动”、之“乱”。钱穆曾勾勒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
个范畴：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山林多寓有社会文化精神。……其
（江湖）与山林，地域难分，而情况则别。……山林人物富静定性。”（钱
穆， ２００１ ： ２１６－２４４ ）对这类人物的定位和描述，在中国典籍中有着悠久
的结构安排和书写传统。司马迁在《史记》“列传”首篇就为两位著名隐
士伯夷、叔齐立传，这种安排当然不是随意的。此后，为隐士立传成为
定例，在从正史到地方志等各种体裁的书写中，隐士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学研究中，路易·杜蒙基于莫斯的“人观”思想，在对印度社会的
历史和田野进行考察后提炼出了“遁世修行”理论。他指出，这是一种
特定的个体主义式人物，他们置身世外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彰显社会的
存在结构。与西方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很不相同，中国社会中的隐士不
一定是宗教人士。胡翼鹏（ ２０１２ ）在分析了许多隐士传记后指出，隐士
的“身份”是由他的个人行动与社会的声望评价互相界定出来的。在内
在的驱动力方面，“隐”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具备孝、义、智等德行的
同时，“不仕”是最大的特征；在具体行动上，他们以逃遁、托病等方式拒
绝与官家接触，通过不入城市、山衣野服与纵情饮酒等行为塑造自身的
形象。梁永佳（ ２００８ ）认为，对于总体的社会而言，隐士会造成一种“反结
构”的效果。他分析了云南大理隐士杨黼的传记，杨黼因大理国被明军
灭亡而选择不出仕、不写史，几乎处处都回避了一个正常士人该做的事。
“这是一种反观社会的阶层，带有让社会成为完整世界的社会价值。” ２０
当然，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士的行动也不全然是“静”
的，正如钱穆提出的，“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隐士与游
侠的身份也会互相转化，但在总体上，他们的“动”是以“静”为前提的。

２０． 纪仁博（ ２００９ ）在湖北武当山下的村落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结构，当地操办丧礼的歌师们每
年都会定期到山中隐居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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