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生命观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物无大小。小人物未必没有过光彩照人的
时刻，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自身的生活脉络和走向中创造一个鲜活
的“总体”，且这个总体一定是“社会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能够
在历史的缝隙间随处发现这样的故事：在中世纪黑暗尚未散尽的法国
村庄里，守活寡的 贝 特 朗 也 曾与 假冒 的“丈 夫”订下了 私情（戴 维斯，
２００９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礼教森严的山东东南，一个极卑微且没有名
字的王氏，也曾与情人私奔外逃（史景迁， ２０１１ ）。哪怕是在一个所谓
“历史的牺牲品”的小人物身上，“人事”与 “天 命”都可 以很好地体 现
出来。
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局部的社会总
体。在这个现象学路径上，通过一个个体或社会的生命，可以建立起一
整套的“点”“线”“面”，进而达致对社会全体的独特把握与理解。“虽说
表面上只是一个‘点’，但无论就其自身各要素发生的内在关联，还是与
外部世界建立的多向度的关联来说，都会形成点点连接的‘线’的关系。
这些不同关系在组成一种链条式的社会逻辑机制的时候，便会伸展到
更为扩展的其他社会面向中去，进而与其他机制产生联动作用，形成一
个‘面’。”（渠敬东： ２０１９ ： １１ ）
当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渠敬东明确指出，在呈现中国社会总体
方面，一种现象学路径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工作目标并不像胡塞尔那样是为了
寻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由）人所构成的多重主观意义及
价值判断的世界里，这一工作很难实现一种迈向社会全体的
解释。现象学的意义，是教给我们“面向事情本身”，在于帮助
我们不迷恋于假设性研究策略的想象，恢复社会学研究中本
质直观的重要作用。但现象学不能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时
代中，生活世界中有哪些问题是人们最普遍的焦虑，哪些机制
在社会构造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总体具有哪些最突出的特
征。（渠敬东： ２０１９ ： ７－８ ）
不论在田野民族志还是历史民族志的写作中，传记法都不可能包
打天下。每一个社区、家族或个人都超越了自身这个“局部”，在纵横两
个方向上与更远的历史和“更大的世界”交织在一起（王铭铭， ２０１６ ）。
然而，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说，有太多的社会事物是不在传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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