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范围之内的，不论是制度、法律、组织，还是阶级、结构等，它们不一定
（甚至在大多数时候）具有“主观”理解的意义，但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正如黄东林的命运那样，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共内战军队的
到来，他毫无还手之力。经济刚刚好转，三儿子与他人合伙经营的轮船
公司又陷入了纠纷。待到官司好不容易打赢，前景转向明朗之时，日本
侵略者的飞机已经飞到了头上。此时，他最小的儿子远在中国西南的
万山之中。有太多的身外因素与社会、政治力量，都远远超出了这位老
人的理解和把握。
就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而言，“中国社会”肯定是要指实的，而绝不仅
仅是一个检验某种理论的样本。也就是说，在如何理解晚期中华帝国
这个时代方面，我们不能说容美土司和康熙皇帝的价值是一样的；在理
解现当代中国的进程方面，一个翻身农民也不可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
领袖人物有同等的价值。如此说来，不但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如果
说“局部”确实可以作为“整体”，那么，不同的“局部”在何种“全局”层次
上可以视为某种“整体”？这些“局部”又可以在彼此之间形成什么样的
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生命传记法当然不是惟一的路径，但尽可与其他
方法论一道，共同构成关于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叙事。就此而言，仍然可
以说，它既是一种局部的、又是一种总体性的叙事方式。渠文提到了王
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前贤的启发。笔者猜想，这是在暗示社会学家不妨
承认自己是有限度的，也意味着我们应当有勇气突破这门学科在过去
和当前自设的一些方法论边界。就本文所说的传记民族志而言，我们
需要继续研读、学习《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典范之作，在一个或多个个体
的生命历程之中和之外，将交游、典章、制度、政局、时势等融为一体，才
有希望以社会学的方式呈现一个真正具有全局价值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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