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此，王铭铭指出，用“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是不足以呈现它的复杂性的，
他基于莫斯的文明论提出了“超社会体系”的概念。当然不仅只是西南
地区存在超社会体系，它是“文明”本身的特征。王铭铭笔下的司马相
如的人生史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司马迁用一套诸如“客”“居”“拜”
“ 奏”“授”“使”之类的“体制内”概念描述司马相如一生的经历，但这不
足以反映后者“自己对这些人生转折点的理解”。终其一生，司马相如
本为游士，以文学起家，不断地进出朝廷，半仕半隐、穿行于夷夏之间，
神游于帝国山川。司马相如平生最大的事功与失意皆与西南边陲有
关，奉武帝之命“往使”并成功地“略定”西南夷，但汉武帝本人最终决定
将帝国经营的重心转向对付北方匈奴势力，司马相如也随之失势（王铭
铭， ２０１５ ： ２２０－２８３ ）。
这种关注“天下观”的历史人物书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
富有启发性的意义。不过，这种研究如何与国家支配形态的转变实现
对接和对话，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相类
似的转变过程中（安德森， ２０００ ），我国边疆地区的地方“封建”权力纷纷
在“改土归流”这一政策面前败下阵来，最终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宣告终
结。 ２３ 那么，归根结底这是否是一个“尘埃落定”的故事？在王铭铭的研
究团队中，已有的几项生命史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判断。
在郑少雄（ ２０１６ ）对康定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的研究中，这种多元
复合性也看得十分清楚。自承袭职位后，甲宜斋便始终在中央王朝和
西藏之间摇摆，这是总体的政治  宗教格局，而此时，最后一波改土归流
正在横扫西南地区，甲宜斋极力周旋于驻藏帮办大臣、流官、教派、传教
士之间，最终只能接受改土归流的结局，成为一名地方官员。民国时
期，甲宜斋一度在地方政局和事务中（如边藏战争等）发挥过作用，同
僚、百姓、商人的告发与纠葛也暂时未能将他扳倒，但他最终无法从现
代政治的大势中全身而退，从川边镇守使的监狱逃跑无望后，他服药自
尽，总算给自己留了最后一点尊严。说到底，他死于从帝国到国家现代
政治转变过程中的“结构原因”。
另一方面，刘琪（ ２０１５ ）在德钦所作的个案研究却表明，即使到了民

２３． 一个直观的例子 可 见 王 春 桥（ ２０１４ ）的 文 章 《博 弈 与 认 同：地 方 化 国 家 在 边 疆 地 区 的 实
践———基于南甸土司龚绶生命史的考察（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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