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现了雾月政变的复杂因素。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
演了英雄角色”的故事，路易·波拿巴出人意料地“从蚂蚁变狮子，从可
笑之辈到流氓英雄”，而“一个有 ３６００ 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
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在分析了其文本的叙事脉络后，
应星梳理出马克思辩证地动用的三个要素：结构（阶级和阶级斗争）、局
势（国家、政党、议会、宪法和军队等的交汇）和行动者。行动者是构成
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他们“不是穿着一律的阶级制服、蒙着模糊的阶
级面纱的阶级成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有心机、行动充满紧
迫性和偶发性的人”。马克思对波拿巴的刻画，堪与莎士比亚相媲美。
波拿巴绝不是只有一种形象，而是在不同的时刻分别扮演着三个不同
的角色：作为小农“拿破仑观念”化身的波拿巴，作为政治冒险家和机会
主义者的波拿巴，以及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波拿巴。而在这几个
角色背后，又隐约浮现着一个“似乎完全独立的国家”在起作用。
这种叙事方法与萨林斯、王铭铭等人的“历史的人类学”实际上是
相通的，虽然在具体的思想渊源上有所不同（马克思、布罗代尔或列维 
斯特劳斯等），但都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主线，结合个人的天赋、亲属关
系、地缘等，将之放在社会结构、制度与时势的漩涡中加以考察，可以说
是殊途同归。
王铭铭（ ２０１０ ： ４６－４７ ）曾经借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出，在 ２０ 世
纪，“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说”形成了对张的关系：“‘国家的神话’
通过辱骂死人、赞美活人赋予当下的权威者合法性，‘人民的传说’则通
过辱骂活人、赞美死人起到一种巴赫金强调的效用———‘辱骂’就是摆
在行将过去的生活面前、摆在注定死亡的东西面前的一面‘哈哈镜’。”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要以“人民的传说”来对抗“国家的神话”，而是强调，
在一种类似于“理想型”的结构性对照下，才能彼此凸显对方（以及自
身）的意义。在具体的研究中也不是一种“国家  社会”二分法，更不是
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每个主体行动者都在某种“神话”或“传说”
的价值指引下，在各种身份、利益、“关系”和结构性力量的角逐过程中
登上舞台，分演生旦净末丑等角色。
故此，在呼吁将“革命”带回社会学中时，应星（ ２０１６ ： ２２ ）写道：“在
中共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过程中，在个人与组织的现实关系中，出
身、亲缘、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真的不会发生作用吗？能力、资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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