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多时候都是以一种个人仪式的方式呈现。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运转的
时间节律，这些重要的时刻几乎都伴随相应的仪式。因此，在这些时点
上，社会生命的特征也往往得以全面地呈现。一个人的生命史或片段
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结构的神经“节点”。
分析这个“点”如何发动和激活社会结构性力量、经由仪式进入社
会，也是燕京学派的传统之一。李安宅（ ２００５ ）、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做
出了各自的经典论述。从《祭祖》一文开始，林耀华对宗族、家族等各个
层次的社会结构如何在祭祀和红白事等仪式中被激发出来，进行了全
面的论述，此处不再一一分析。 １８ 如渠文注意到的，林耀华（ １９９９ ）在《金
翼》中通过黄家祖母潘氏的丧礼指出，这样的仪式原本就是宗族生活中
的重大“事件”，“在死亡所带来的危机打破了生活的常规之后，丧典仪
式再一次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重新建立起人们之间共同的感情”。
费孝通几乎没有写过宗教仪式的专论，但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他
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在五服制的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在理解
中国传统社会方面，丧服制度是重中之重。以往，差序格局往往被简单
地理解为一种静态的人际关系模式，少有人注意到，费孝通在使用“同
心圆波纹”这个譬喻时，说的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这就是说，
实际上发生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才激荡出了这些波纹。如果没
有出生或死亡这样的事件，这些社会关系及其中的人情就会一直保持
隐匿的平常状态；换言之，它们存在着，但尚未成为“社会”的。只有随
着一个人的死亡，父亲才会变为祖先，儿子随之变为父亲，社会结构及
人伦情感在葬礼之中得到表达，在之后完成重组。这正是周飞舟等人
近年来着力强调的，“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活跃的总体性社会结构
（阎云翔， ２００６ ；吴飞， ２０１１ ；周飞舟， ２０１５ ）。此外，在渠文所说的“社会
底蕴”方面，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最富有表现力的。尽管经历了移风易
俗等国家运动的改造，“礼”仍然以“俗”的方式浸染着每个人的身心（吴
飞， ２０１２ ）；而“俗”的所谓“缺失”问题（当然这也正好意味着“增添”），恰
恰可以供我们考察国家政治、地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复杂互动关系。
在以社会性死亡及其仪式作为“点”方面，埃里克 · 缪格勒（ 犈狉犻犽
犕狌犲 犵犵 犾犲狉 ）的《野鬼的年代》堪称一个范例。他通过云南直苴人施行的

１８． 参见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林耀华《金翼》的社会学启示”一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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