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度或宇宙观上的“安排”，而实际的通婚状况更为复杂。此外，由于当地
有“官母护印”制度，一些平级的土司家族逐渐形成了一个通婚联盟，但
他们大都选择家族间的单向流动，而不是双向的交换，这是土司维持甚
至提升其社会地位的手段。而继配的来源可以多样（土目、汉商甚至土
民），可以扩展社会关系。其中，攀附婚占很大的比例，如果土司家族继
娶的是低等级的，则是对方的上攀婚；如果土司家族与汉族官僚通婚，
则是土司的上攀婚。这样，土司家族的联盟内婚制和外在的攀附婚制
造了诸多的社会区隔。左右江土司将其祖源与区域社会历史联系在一
起，从而使得攀附更加真实、权威。由该研究可见，土司在面对中央王
朝扩张时其实是十分主动的，他们在中央王朝、汉人和土民之间可谓游
刃有余：在中央王朝面前，他们是其控卫边疆的代理人；在土民面前，他
们是汉裔；而在更后来的汉人面前，他们则是开拓疆土的功臣的后代
（张江华， ２０１０ ）。
张江华对谱系和婚姻策略的研究与埃德蒙·利奇（ ２０１０ ）对缅甸克
钦人的“木育  达玛”通婚制度及其政治策略的分析有颇多相通之处。
作为行动者，头人们有着高超的谋略，既不违反通婚的制度规范，又要
为己所用。在这种研究中，“谱系”并不像里弗斯所说的那样是客观的
“生物学”关系，它既是一种“血缘”关系的表达，也是一种创造“祖先”的
方式，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操纵手段。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选择并
书写怎样的“谱系”模式，当然是很不一样的。王明珂（ ２００８ ）对川西羌
族从“弟兄祖先”到“英雄祖先”这一变化的研究已经极好地证实了这一
点。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此列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与血缘或
拟制血缘关系有关的，但如果再扩宽一下视野，那么，谱系法同样也可
以得到很好的运用，比如地缘、业缘等。 １６ 在生命传记研究法中，不论在
家庭、“家屋” １７ 、宗族，还是在其他方面，谱系都绝不是“死”的、静止的。
（二）作为“社会事件”的集体仪式
如我们在范·热奈普和罗伯特·赫尔兹的作品里看到的，一个社
会成员自出生开始，就不断地被关锁进一个个社会仪式之中，尽管在很

１６． 如项飙（ ２０１８ ）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北京的“浙江村”及其中人物的详尽描述。
１７． 对于“家屋”社会，张原（ ２０１５ ： １３６－１６９ ）在林耀华（ １９４５ ）《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的基础
上，指出了“房名”和祖先谱系在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与社会结构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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