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家一定怀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更有可能是对中
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和现实经验有着十分不同的“远近”体味。在海外
学者的人类学研究中，确实较少看到以民族志的形式对“大人物”加以
呈现。如萨丕尔当年指出的，“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对熟悉的人，
我们的兴趣点通常都会集中在个人身上，而当我们面对陌生的行为或
面对一个不符合我们通常的社会习惯的人，比如会见一位满大人，我们
的兴趣点就会偏向于文化的，而不是个人的”（ 犛犪 狆 犻狉 ， １９４９ ： ５９０ ）。
其次，从本文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大众的关怀实际上更多地带上了
国家  社会二元论的色彩。在缪格勒（ 犕狌犲 犵犵 犾犲狉 ， ２００１ ）笔下，国家曾经
以边疆乡民们猝不及防的方式快速贴近地方社会，但又迅速离去，变得
遥远而陌生；在刘绍华（ ２０１６ ）笔下，国家始终是在场的，却在一系列社
会问题面前遭遇到了失败。换言之，国家代理人与乡民们似乎都处在
一种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的对峙状态当中。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
在历史的向度上展开想象力，那么，情况就会大有不同，远比这种二元
论呈现的更为复杂。

四、个人、时势与结构

在王铭铭看来，即使在芸芸众生之中，也从来不乏卡里斯玛式的人
物。正如他说过的，每个人的生活史（即他后来所说的“人生史”）都包
含着“日常性”和“英雄性”的两面。“当我提到‘英雄’一词时，并不是在
倡导一种英雄史观。我所要论述的实际上是，作为人，一个具体的个体
的‘历史’（生活史）如何具有多元史观的反映，以及如何创造一种多元
的历史。……任何个人的生活史都既是日常生活，又是英雄生活。”（王
铭铭， ２０００ ： ３２７ ）
这种研究取向在以民族志方式讨论韦伯问题的同时，实际上接续
了前述传统人类学中从弗雷泽到霍卡的神圣王权研究一脉；在更具体
的对接方面，有格尔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４ ： １４１－１７０ ）以国王葬礼为切入点考
察东南亚政体机制的研究，萨林斯（ ２００３ ）关于夏威夷在殖民接触时期
之王权变迁史的研究以及杜梅齐尔的古代印欧社会研究等。王铭铭
（ １９９７ ： １３０－１３２ ）在台北石碇乡所作的对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田野工
作的再研究中，曾归纳过他们的差异：王斯福（ ２００１ ）偏重于空间结构与
制度的静态描述，而他则更追求“一种历史意义上的个人与群体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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