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位、文化、‘山头’及历史因素与党所要求的组织服从到底是什么关系？
党员的身份群体、资历、资源是如何与党的组织制度及组织原则融合或
碰撞的？”在这方面，应星和荣思恒所作的一个历史个案研究很好地展
示了在地方史框架中如何运用生命传记法。 １９ 他们考察了西北革命根
据地的两位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的“一山二虎”现象。这两人都是具
有卡里斯玛气质的领袖人物，但由于出身及经历颇有差别，在随后的
“兵运”和战斗过程中，其命运也十分不同。刘志丹生于一个乡村士绅
家庭，上学较早，受传统文化熏陶较深，性格坚韧、隐忍；而谢子长并非
出身耕读世家，他从小习武，上学较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浅，性格较为
急切、率性。其次，从党组织基础来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返回
家乡，担任省委交通，他的党组织基础在陕西本地；而谢子长的组织基
础在京津地区。两人被陕西省委派往陕北搞兵运后，刘志丹更重视土
匪、帮会等“灰色”力量。由于陕甘边界一带有随左宗棠入疆时进入此
地的秘密会社组织，刘志丹加入了哥老会，利用亲缘、地缘和哥老会等
各种社会关系开展革命活动；而谢子长与其早期追随者更多的是通过
以现代军队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走到一起，显然与传统人伦关系及血缘
拟制关系十分不同，而更接近革命“同志”关系，更强调严明的纪律。正
是由于双方在行事风格、军队纪律、对时局的判断等方面存有较大差
异，最终酿成了“三嘉塬事件”。不过，即使在这次事件爆发后，刘志丹
和谢子长仍然互相留有余地，也就是说，两人都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
直到 １９３５ 年初谢子长弥留之际，两人商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统一陕甘和陕北两支军队的兵权，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强令
刘志丹担任主席。自始至终，两人都在总体上表现出共产党人极强的
党性与风范，未将这种“山头”问题变成私人的“窝里斗”。
与承平之世有所不同，这种“乱世”历史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国家政
局在总体上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中共政权正处于与国民党政权的
交锋之中（当然其实远远不止这两方力量），无论哪一方，其政权形态可
以说都是不完整或尚未统一的；或者也可以说，这与中国历史上一统与
分立并置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惟其如此，在观察中央政权之衰败（国

１９． 参见应星与荣思恒合作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早期的党内斗争研究———以刘志丹与谢子长
的关系为中心”一文，载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共党员
与党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１８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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