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表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大都曾经身处现代国家
权力建设的基层漩涡中，又在民间地方宗教、道德或象征的暴力方面享
有威望，因此，他们不但天生有一种强人气质（如当过土匪的陈捷升，
“乌面的”陈万生），更身兼科层制和宗教  道德的多重权威。如果缺少
了对这些“枢纽”式人物的生命史的理解，那么这个地方社会的历史将
是不完整的。他们的复杂性在于既是国家力量的代理人，又在不同的
时刻充当了民间道德的担当人。故此，王铭铭以“草根卡里斯玛”概括
，
之（ 犉犲狌犮犺狋狑犪狀 犵犪狀犱犠犪狀 犵２００１ ）。如同林耀华先生笔下的黄东林，这
些当代中国的地方“头人”身上也散发着别样的人格魅力，他们往往是
在某一时期成为赢家之后，又遭遇挫折；既认命，又不认命。
人类学以“命运”为支点进入历史和社会，有着多重的思想来源。
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中“命”和“运”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马克
思、布罗代 尔、列 维  斯 特 劳 斯 等 人 的 历 史 与 结 构 论，尤 其 是 “结 构”
（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时势”（ 犮狅狀 犼 狌狀犮狋狌狉犲 ）和“事件”（ 犲狏犲狀犲犿犲狀狋 ）。以马歇尔·
萨林斯为例，他的研究综合了从弗雷泽到霍卡的王权论、布罗代尔的时
段说和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论。这些方法在太平洋群岛的小型王国
和部落社会中相对比较容易运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政体，运用
一向以共同体研究见长的人类学民族志确实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
很多民族志研究呈现的大都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基层“余波”，也即渠文
所说的“从上层到基层多个面向的再结构化过程，以及很多偶发条件和
意外后果”。
在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时，谁都不能否认整个共产主义革命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但在社会学中，中共革命研究一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
领域，只有土改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次，已有的这些研究大
多聚焦于土地改革造成的社会效果，而对中共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社会
学机制本身少有研究。如果社会学不能对中共政权本身及其历史过程
做出总体的、细致的剖析，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再结构化过程”必
然是有失偏颇的。故此才有“把革命带回来”（应星， ２０１６ ）的呼吁。
在革命史研究中，生命史和传记法大有用武之地，但单独的生命传
记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应星（ ２０１７ ）以马克思的名著《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为例，呈现了一种以事件和人物来串联革命研究的社会学
分析路径。马克思以“舞台”和“演员”为譬喻，用戏剧化的高超手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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