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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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分准确的叙述作品。在通过“野蛮人”获得的历史事件
叙述中,一种最大的含混之处在于,他们的时间观是不确定
的,而谱系细节能够为这种叙事带来确定性,同样也可以充当
文明共同体之历史的定位日期。( 犚犻狏犲狉狊 , 1900 : 81-82 )
显然,在里弗斯的“谱系法”中,“生命史”的种子已经种下并开始孕
育,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在接续这个方法方面,霍卡是做的最好的
一位。霍卡的太平洋群岛民族志结合了里弗斯的谱系法和弗雷泽的神
圣王权研究。在理解斐济、汤加等政体由部落、酋邦逐渐走向现代科层
制之过程时,霍卡意识到卡瓦仪式中的舅甥关系( 狏犪狊狌 )是十分关 键
的:酋长的姐妹的儿子或孙辈有权强行拿走他奉献的祭品,而其他人均
无此特权,这是由于后两类人不但在亲属体系中属于同一个“范畴”,在
宗教 神话观念中,他们也等同于祖先的幽灵。当酋长的姐妹的儿子强
取祭品时,酋长的族人们会殴打或辱骂他,但不能取回 祭品( 犎狅犮犪狉狋 ,
1915 )。这既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事件,权力正是这样以神话和仪式
完成传递的。与弗雷泽相比,霍卡显然更倾向于强调神圣王权“生生不
息”的 特 征。 在 他 那 里,神 话 不 仅 是 一 种 指 引 人 们 生 活 的 “范 例”
( 狉犲犮犲犱犲狀狋 ),更 是 一 种 传 达 “知 识”的 方 式 (“它 赐 赠 生 命”)( 犎狅犮犪狉狋 ,
狆
1952 : 15 、 17 )。弗雷泽与霍卡的王权研究在事实上开创了一种“社会之
拟人化”的叙事方式,其中,整个社会都依托在国王或大人物身上,这正
是此后萨林斯、格尔茨、坦拜雅( 犛.犑.犜犪犿犫犻犪犺 )等人进行王权研究的
基础。
无论是保罗·雷丁的“自传法”( 犪狌狋狅犫犻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 ),还是里弗斯的谱
系法,都被马塞尔·莫斯根据自己的需要吸收到他的民族志调查方法
和撰写策略中。但是,与英美两个国别的人类学立足于制度和文化不
同,在莫斯那里,这些方法都是服务于“社会形态学”的,由此达致对整
个社会在统计学意义和动态意义上的双重理解。“一个社会总是由若
干亚群体构成,如部落、氏族和胞族。每个亚群体都应分别进行独立的
研究;军事组织也不应忽略。所有这些都铭刻在相关人员的记忆中,因
而我们要研究家族史。谱系法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意味着在人口
普查中为所有的个体编撰家谱。这样一来,个体血亲和姻亲的名字就
一目了然了。个人生命史是相互交叉的,在某个特定时刻而不是其他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时刻,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称作自己的兄弟。雷丁使用自传法取得了丰
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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