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社会》2019年第1期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于“苦难”的精神分析学意味。 ９
例如，其中一位作者克里福德·肖（ 犛犺犪狑 ， １９２３ ）研究的是一个年
幼的惯偷。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孩子的‘个人故事’在确定儿童的
个人态度、情绪和兴趣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换言之，它显示了他如何在
与他人的关系中接受自己的角色，以及他怎样解释自己身处的环境。
正是在个人档案中，儿童透露出他如何看待低贱与高贵、恐惧与忧虑、
理想和生活哲学、敌意和内心冲突、成见与安心。”显然，在这种表述中，
一个孩子的个人生活史往往被视作一个社会成员成长历程的微缩形式。
与芝加哥社会学派有所不同，由于专注于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社
会，美国人类学界一直有大量作品描述诸如“成年礼”之类的生命史环
节。不过，他们有意识地撰写印第安人的传记和生命史，大约是与社会
学同时起步的，无疑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研究美国主流社
会方面，与芝加哥学派“变生为熟”的取向不同的是，人类学家的做法是
可以“变熟为生”。当时一位倡导生命史研究法的人类学家约翰·多拉
德（ 犇狅犾犾犪狉犱 ， １９３８ ）是这样说的：“人类学家的最大价值是他给予我们一
种眼光，将我们社会生活中那些熟视无睹的方面变得陌生，并由此变成
了可研究的对象。与此相似，在研究另一个个人的生命史时，可以获得
同样的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熟悉而直觉式的感知可以变得清晰而
可见。”
在民族志撰述方面，首开人类学传记法之风气的当属保罗·雷丁
（ 犘犪狌犾犚犪犱犻狀 ）。他 在 １９２０ 年 出 版 了 《一 个 温 内 贝 格 人 的 自 传》（ 犜犺犲
犃狌狋狅犫犻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狅 犳 犪犠犻狀狀犲犫犪 犵 狅犐狀犱犻犪狀 ）。 １０ 如爱德华·萨丕尔所说，
这种传记的特别意义在于“让美洲印第安人自己说话”。雷丁的传记法
作品也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莫斯等人的关注。
不过，在此数年之前，在鲍亚士的几个门徒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个
人与文化之关系的理论争论，这场论战可以说为传记民族志做好了理
论上的准备。 １９１７ 年，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犓狉狅犲犫犲狉 ， １９１７ ）在《美国

９． 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对美国社会现实和自身之家庭生活的反动，更是出于对当时流行的“苦
难”著作的某种对抗心态，玛格丽特·米德才在萨摩亚人中间“发现”了她理想的人生。她最
终以萨摩亚人为个案，写出了那部没有“苦难”的生命史（青春期）著作（米德， ２００８ ）。
１０． 这本书是 １９２０ 年在加州大学美洲考古学与民族学丛书中发表的，在 １９２６ 年补充了一些
资料后，改名为《雷霆：一个印第安人的自传》，面向大众读者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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