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图式（涂尔干、莫斯， ２０００ ： ８８－８９ ；参见渠敬东， ２０１７ ）。涂尔干所言，是
指人们日常使用的概念，社会自蕴于其中，因而，追踪概念的生发来源
便是对于社会机制之形成的梳理。
比方说，孟庆延（ ２０１６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历史时提出，
有关“富农”概念的辨析和争论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阶级划分和意识
形态动员的机制枢纽。“富农”的概念本源自苏联，因而“地主与富农、
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差别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精确判断的”。但在阶
级革命的叙事话语中，对此的界定，既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性
危机的判断直接有关，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
关系有关，又与以“阶级”为核心的革命策略如何转变为革命的具体实
践，如何在土地革命中实现阶级划分的操作有关。特别是中共“六大”
前后，富农的认定从作为“中间阶层”向“革命敌人”转化，并在复杂的斗
争形势下演变成“富农路线”问题，从而最终被落实为革命动力机制的
内在逻辑（孟庆延， ２０１８ ）。从这一语词之引入和实操的具体演变中，我
们会发现这一概念所针对的社会焦点及其所界定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
了单纯的某一社会部分，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革命逻辑的判准。同样，
罗琳（ ２０１３ ）在有关 ２０ 世纪中期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也曾以柳青
《种谷记》为文本展开分析并发现，以合作化形式而促发的农村社会改
造将社会运动的焦点瞄准在了“中农”概念的界定上。通过对“中农”私
产的理论认定，将“中农”作为社会改造的切入点，完成了“为公”取代
“为私”、“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由这两项研究可以看出，无论
是早期革命中的“富农”或是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中农”，这些语词概念
都是切近特定历史时期之社会构造的核心逻辑，因而也作为社会发动
的引擎呈现出总体社会的样貌。
以上通过多项个案研究的具体情形，分别阐明了各种 狉犪 狆 犺 狔 技术
犵
的分析操作过程。不过总的说来，在个案构成的时空维度里，它们都可
认为是 犲狋犺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 方法的细化和深化。上文说到，晚近的民族志受
到了来自现象学、语言学、解释学等诸多理论的挑战，当然这些挑战也
可以理解为民族志方法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从研究所关涉的总体
面向来看，民族志依然具有统领性的地位。
杨清媚（ ２０１０ ）从对于 犲狋犺狀狅狊的理解线索出发，探讨了费孝通一生
从文化区位到文明史关联的研究范式上的发展历程。她指出，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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