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果，质疑了盛行于 １８ 世纪的抽象平等观。例如，维克和居维叶通过解
剖学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差异与其器官机能组织的
完善程度之间的关联；皮内尔对精神失常者的考察，揭示了个体在精神
和身体方面的差异；卡巴尼斯研究年龄、性别、性格、疾病、制度、气候等
因素对人的观念和情感的影响（ 犛犪犻狀狋犛犻犿狅狀 ， ２０１３ ： ６８４－６８９ ）。生理
学家比沙的研究也对圣西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沙区分了人的三种主
要才能：与大脑相关联的思考、与感官相关联的感受、与活力相关联的
行动。比沙认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人无法同时将三种才能发
展至同等程度，他们通常只会拥有一种主导才能，另两种才能则较弱。
依据一个人的主导才能，可以将人区分为三种类型：思考的人，感受的
人，行动的人。比沙在生理学方面的这一发现，有助于产生一种崭新的
教育观与社会观，那种教育观不主张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均质化的、无
差别的教育，而强调应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培育每个
人的主导才能。理想的社会因而是一个由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构成的有
机体，他们相互协作，在社会中履行各自擅长的职能，生产和创造物质
和精神产品。圣西门设想未来社会主要由三种类型的人———学者、艺
术家、实业家构成，这正好对应了比沙所说的三种才能（ 犕犪狀狌犲犾 ， １９５６ ：
２９８－３０３ ）。
正是在承认个体才能差异的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按才能分配”
的原则。圣西门指责想把一切拉平的极端平等精神是一种带来奴役而
非自由的“土耳其式平等”。这种所谓的平等意味着不按照人们对社会
的才能或贡献分配财富和权力，因而与真正的平等差之千里，他称这种
平均主义是“反社会”的，因为在这种平等精神盛行之处，人们将凭任意
专断的意志争夺支配权（ 犛犪犻狀狋犛犻犿狅狀 ， ２０１３ ： ２４６４ ）。
圣西门认为政治统治的权力也应当按才能分配。他嘲笑 １８ 世纪
的“形而上学家”的观点荒唐可笑：他们认为无需对事物进行专门的研
究，人就可以知晓一切；他们甚至声称，只需要生为法国人，就能够恰当
地评判所有政治问题。对于复辟王朝时期实行的、得到基佐等自由派
支持的将纳税额当作选举资格的制度，圣西门也表示反对。他指出，人
们不会认为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的人也能够在化学领域有所发现，因
为化学研究所需的才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却认为，缴纳一千法
郎直接税的人有能力从事政治，而事实上，从事政治是比化学研究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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