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概念和测量代替研究对象的主观意义世界，批评那些立场只会仿照数
理研究方法，强加给研究对象某些概念、定义、测量，以此建立一种混淆
了意义世界差异的所谓因果性（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２ ： １２０－１２１ ， １９６７ ： ６２ ）。这
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区分意识：书写者不断强调自己相比于其他方法论
立场的优越性，并以此为基本意向。这种区分意识推动他们重新阐释

“比较”的 意 涵。通 过 对 《民 族 志 中 的 理 论 与 对 比 解 释》（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
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一文的细读（ 犆犾狅狊犲犚犲犪犱犻狀 犵 ），我们来展现此思想过程。
李克特曼和里德明确意识到“控制性比较”所面临的困境：研究者
永远无法建立可以穷尽经验世界的概念或变量。他们强调，要破解这
样的困境，只能在新的方法论立场中重新构建比较的意涵。正如二人
所说，在复杂的现实经验世界中，对某一个现象的可能解释必然是无穷
无尽的，即使是按照所谓“反事实”的方式去无限逼近结果产生之前的
情况，我们 依 然 需 要 面 对 结 果 产 生 前 的 那 个 无 限 可 分 的 时 空 区 域
（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５９６ ）。他们两人因此颠覆了控制性比较
在构造因果解释上的合理性，转而强调因果性是由意义过程建立起来
的。由于因果性的产生来自于不同的意义世界在制造和解释符号中的
互动过程（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６１３ ），因此，因果性的建立不需
要依赖控制性比较就可以完成。
当李克特曼和里德把构建因果性与比较分离开来时，他们也就转
而赋予了“比较”以新的方法意涵：“比较”并不是为了穷尽性地找到决
定结果的必然或充分原因，而只是为了照亮这个无法穷尽而知的复杂
因果世界中的某一个方面（ 犓犪狋狕 ， ２００１ ；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５９６
－５９７ ）。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复杂各异的意义过程中建立解释的
精致性（ 犲狓 狆 犾犪狀犪狋狅狉 狔狆 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也是为了通过再次比较这些精致的因
果解释而建立更具有概括性的理论综合（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５９６ 、 ６０８ 、 ６２０ ）。
李克特曼和里德进而对什么是理论化提出新的理解。理论不再是
“互相连接（ 犻狀狋犲狉犾犻狀犽犲犱 ）的一些概括性的命题（ 狉狅 狆 狅狊犻狋犻狅狀 ）”———比如，
狆
将概念间的充分必要性作为理论的内容。同样，理论也不是一些覆盖
律（ 犮狅狏犲狉犻狀 犵 犾犪狑 ）或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相关性关系———比如，将变
量的因果相关性视为理论（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５８８ ）。他们有
意强调了对理论不同的理解：“理论是在讨论中用到的抽象概念，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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