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的解释。这样的共同结果就是革命力量成功克服了反革命力量的影
响，建 立 了 立 足 于 城 市 的 国 家。 两 国 的 国 家 政 权 都 是 中 央 化
（ 犮犲狀狋狉犪犾犻狕犲犱 ）和官僚化（ 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 ）的，都没有采用直接大众民主的
形式（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２３３－２３４ ）。斯考切波进而分析了产生这种共同
结果的共同原因：既包括农民起义，还包括政治领袖（包括政党）在历史
环境中利用国家应对国内和国际挑战的努力。按照她的叙述，两国具
有类似的历史机制：农民起义使统治者只能依靠城市建立政权；革命进
程迫使领导者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以挫败地方反革命力量和外国敌
人的威胁。这两个机制结合（ 犮狅狀 犼 狌狀犮狋狌狉犲 ）在一起，导致以城市为根基
的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国家组织形态的出现。
斯考切波进而开始在此共同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她用以归纳差
异性与共同性的概念并不相互独立，前者只是后者的细化。斯考切波
将后者称为“变量”，将前者称为变量的“特定形式”（ 狊 狆 犲犮犻犳犻犮犳狅狉犿 ）。比
如，斯考切波将法国革命的结果概括为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
上的中央官僚化国家，将俄国概括为政党领导的致力于国家主导的工
业化的中央官僚化国家（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２３４ ）。通过加上定语，斯考切
波对两国共同性———“中央化、官僚化国家”———进行了细化，她进而解
释了这种差异。按照她的说法，尽管两国都发生了农民叛乱，但法国的
农民叛乱表现为对革命私有财产的承认，也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俄国农民革命中作为领导力量的村社对私有土地大规模重新分配破
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比如，虽然两个国家都存在努力建立强大的
国家组织以因应外来危机这样的历史进程，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却不
同。在法国，国家可以依靠市场获得资源，却缺乏可以借鉴的国家主导
现代工业化经验，也缺乏大众政党的政治动员模式。此外，法国在欧洲
的强大地位使领导人可以依靠军事扩张的方式输出革命来应对危机。
俄国则与法国相反，激进的农村革命让俄国失去利用市场资源的可能，
但俄国具有可以利用的工业化成就，也拥有国家主导发展工业的经验。
俄国在欧洲国家系统中的脆弱地位使得革命者转向加强对本国的控
制，这些使领导人有能力和急迫要求来巩固城市工业基础以强化政党
国家权力（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２３４－２３５ ）。
由此，我们揭示了斯考切波如何赋予“控制性比较”以新的意涵。
尽管承认难以穷尽案例间所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但她通过划定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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