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与推论逻辑不同，在以识别因果过程中的充分必要性为研究导向
的方法论立场中，可比性成为被研究者以一定的策略构造出来的案例
确定特征，对这种确定性的论证是研究的基础。通过分析《国家与社会
革命》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斯考切波是如何构建可比性意涵的。
斯考切波充分意识到控制性比较难以在实际历史中实现。 １８ — １９
世纪的法国、从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中期的俄国和同时期的中国差别极
大，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全面揭示他们的共同性（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３９ ）。但
斯考切波并不认为这样的障碍难以克服，她更关心如何建立可比性。

在她 看 来，这 需 要 “来 自 于 对 宏 观 社 会 变 化 的 想 象 力 ”（ 犿犪犮狉狅
狊狅犮犻狅犾狅 犵 犻犮犪犾犻犿犪 犵 犻狀犪狋犻狅狀 ）（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３９ ），构造可比性便是依靠主
观想象力而展开的分析领域。没有这种想象力，比较也就无从开展。
通过对斯考切波并未明言的研究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按照她的
理解，构造可比性始于建立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叙事所描述的是历史中
真正运行过的，将革命导向某种结果的过程。通过对该书文本的阐释，
我们看到，斯考切波建立叙事的方式源于她对何种叙事才具有因果性
的理解，以及与既有革命理论展开对话的意识。
斯考切波首先强调，任何控制性比较必须限于一定的范围，大而无
当地控制那些“潜在的相关变量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应当去发现那些
“实际上很可能是在运行着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区分哪些部分
的历史和自己的研究有关（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３９ ）。被纳入研究范围的是
在历史中运行并推动了国家建构（ 狊狋犪狋犲犫狌犻犾犱犻狀 犵 ）进程的因素，而那些
被排除出去的则是蛰伏于作者想象力和相关研究之外的历史特征。这
些特征在斯考切波看来并没有运行起来，只是“潜在性”的，也就不需要
被纳入可比性范围。
斯考切波是这样建立历史叙事的：
在三场革命中，外部危机与内部的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结合
在一起产生了（下面三个部分）的接合：旧政权下中央国家机器
的无能；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的普遍反叛；动员大众的领导人
巩固革命国家权力的努力。而在每一个例子中，革命的结果都
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和吸纳大众的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
族国家在国际舞台具有强化了的大国潜力。（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７９ ： ４１ ）
斯考切波将历史进程叙述为：领导者面对危机，追求国家生存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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