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 ； 犎犪犾犾犪狀犱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６ ： ９５０ ； 犕狅犲 ， ２００６ ； 犕犪犺狅狀犲 狔犪狀犱
犜犺犲犾犲狀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 ２３－３１ ； 犘犻犲狉狊狅狀 ， ２０１５ ： １２８－１３１ ）。
在第五种方式中，行动者固定的理念、信仰或价值规范成为决定结
果的原因（ 犅犲狀狀犲狋狋犪狀犱犆犺犲犮犽犲犾 ， ２０１５ ： ３１ ）。这一研究方式虽然争论到
底应该将 理 念、信 仰 还 是 工 具 理 性 视 为 决 定 结 果 的 原 因 （ 犛犽犻狀狀犲狉 ，
１９６９ ； 犛犲狑犲犾犾 ， １９８５ ； 犛犽狅犮 狆 狅犾 ， １９８５犪 ； 犅犲狏犻狉 ， １９６９ ： １２７－１７３ ； 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１ ：
１１７－１２１ ），但这些争论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解释都是基
于对个体 认 知 方 式 的 固 定 假 设，并 以 此 假 设 为 前 提 建 立 因 果 解 释
（ 犌狅狉狊犽犻 ， １９９３ ： ３４－３５ ； 犅é狉犿犪狀 ， １９９８ ： １４－３８ ； 犅犾 狔 狋犺 ， ２００２ ； 犅é犾犪狀犱 ，
犇犪狀犻犲犾犪狀犱犆狅狓 ， ２０１２ ； 犔犻犲犫犲狉犿犪狀 ， ２００２ ）。因果解释中的原因被固着
于静态的认知结构。这不同于将意义的生成、变化、传播、冲突和错位
的过程作为构造因果解释的基础。
（三）“意义”逻辑引导下的方法选择
在第三种方法论中，“意义”被作为研究重点，以此解释现象的产生
和演变。意义是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将自身感触到的外部世
界转化为可以理解的状况（ 犠犲犱犲犲狀 ， ２００２ ： ７１６ ）。这些可理解的状况包
括：自身经验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它们为什么如此，该如何应对才是合
适的。这也就是许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２２２ ）所说的“生活在社会世界之中
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社会行动是具有意义的自愿行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４１ ）。只有在人的行动和互动中被赋予了意义，社会的各个组成
部分才可以真正导致社会结果（ 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１ ： １２８ 、 １５８ ），因此，因果解释
的焦 点 在 于 社 会 现 象 被 赋 予 意 义 的 过 程 （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６ 、 ２４８ ；
犎犻狉狊犮犺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２６５ ）。
意义世界被认为是由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构成，包括四重意义世
界：研究者的主观意义、其他研究者的主观意义、指号的客观意义和被
研究对象的主观意义（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３１－３８ ）。这一方法论将多重意义
世界交织互动过程视为因果过程，从本质上颠覆了以实在论或实证主
义为基础的方法论逻辑。后者相信依赖研究者界定的变量、概念、某些
预设的行为模型、固定的结构功能，便可以识别因果性。在前者看来，
后者只是局限于客观意义而展开的研究，没有进入主观意义世界。研
究者忽视了那些人为分割出来的分析概念（比如，变量、事件、动机、制
度、关键选择）背后所具有的连贯的意义图景（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６２ ； 犚犲犲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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