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同，概念代表了对变动中的“过程”的固定化概 括（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１ ： ９１ ）。
这种概括包括转折点、稳定的文化、政治制度、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序
列等（ 犚犪 犵 犻狀犪狀犱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９２ ： ６４ ； 犎犪犾犾犪狀犱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６ ： ９３８ ； 犆犾犲犿犲狀狊
犪狀犱犆狅狅犽 ， １９９９ ： ４４１－４４７ ； 犜犺犲犾犲狀 ， １９９９ ： ３６９－３７１ ；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１ ： ２９１ 、
２９６ ）。概念也包括具体的因果过程发生背后的整体结构和历史特征
（ 犚犪 犵 犻狀 ， ２０００ ： ６８ ； 犃犫犫狅狋狋 ， ２００１ ： １２３ 、 ２９７ ）。不同于变量思维中研究者
，
试图将经验材料表现为变量观察值的方式（ 犓犻狀 犵 犓犲狅犺犪狀犲犪狀犱犞犲狉犫犪 ，
１９９４ ： ４８ ），运用概念的研究者承认概念与具体多样的经验材料之间存
，
在某些不契合性（ 犆狅犾犾犻犲狉犪狀犱犔犲狏犻狋狊犽 狔１９９７ ），但他们相信，运用集合论
的数学工具，可以对这种不契合性给予量化，使之转化为测量因果关系
，
的方法（ 犌狅犲狉狋狕犪狀犱犕犪犺狅狀犲 狔２０１２ ： １３９－１７３ ）。
此外，二者对因果性的表现形式的认识也不同。变量思维将因果
性理解为用可测量数据表现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需要具有“在因
果分析上可以互相独立的特征”。与此不同，通过概念构造的因果关系
需要从概念组合（ 犮狅狀 犼 狌狀犮狋狌狉犲 ）中识别。组合在一起的概念之间是互相
影响的（ 犚犪 犵 犻狀 ， ２０００ ： ６８ 、 ７１－７２ ）。因果性不表现为相关性，而是以充
分性（ 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犮 狔 ）和必要性（ 狀犲犮犲狊狊犻狋 狔 ）等作为表现形式。如果原因是
结果的充分条件，就说明“研究者识别出的原因自身（ 犫 狔 犻狋狊犲犾犳 ）就足以
产生结果”；如果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则说明“如果研究中的结果要
发生，某原因就必须存在”（ 犚犪 犵 犻狀 ， ２０００ ： ９１ ）。充分性和必要性的逻辑
不再如实证主义（ 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 ）那样只是将因果关系视为概率意义上的
狆
相关性，而是通过对个案中导致结果的实在性（ 狉犲犪犾 ）的因果机制的归
纳性分析，以“足以产生”或者“必须”来建立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对这
种因果关系判断的推广也和推论逻辑不同，后者的目标在于通过有效
的方法程序设计，即结合单位同质性与统计原则，以可观察到的现象去
推断不可观察到的世界的总体系统性特征。而前者则将整体视为个案
的加和，对整体特征的概括必须依靠对整体中每个案例具体因果过程
的分析才能完成（ 犚犪 犵 犻狀 ， ２０００ ： ３５ ）。由此得出的充分性或必要性的结
论也需要适用于整体中的所有个案（ 犌狅犲狉狋狕犪狀犱犕犪犺狅狀犲 狔２０１２ ： ４６ ）。
，
在这样的方法论的引导下，有一系列研究方式被认为是合理的。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少案例间比较，识别案例中共同出现的导致结果的
概念组合，并将其作为充分条件，或通过求异法识别只有哪些原因必须

· １ ０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