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
论新的理解 （ 犞犪狌 犵 犺狀 ， ２００４ ； 犜犻犿犿犲狉犿犪狀狊犪狀犱犜犪狏狅狉 狔２０１２ ： １６８－１６９ ）。
此方法论引导书写者围绕“意义”构建出新的研究问题意识，包括
理解“意义”如何以不同于动机、理念、理性的方式塑造行动（ 犛狑犻犱犾犲狉 ，
１９８６ ； 犘狅狑犲犾犾犪狀犱犇犻犿犪 犵犵 犻狅 ， １９９１ ： １１－２６ ； 犛狋犲犻狀犿犲狋狕 ， １９９９ ： ２ ； 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１ ： １４０－１４１ ）；个体主观意义如何产生和变化；主体间为什么可以达
成某种共同的主观意义并由此建立集体行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１６５ ）；客观
意义结构如何在主体间的互动中产生（许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 、 ２０４ ）；具有观念
客观性的解释图式如何在主观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许茨， ２０１７ ：
４７ 、 １２５ ）；研究者主体间的互动与研究的关系（许茨， ２０１７ ： ５０ ），等等。
在此方法论的引导下，书写者关注对意义产生过程的理论化分析。
理论不再是动机、利益、事件、变量等概念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对赋意过
程的抽象（ 犈犿犻狉犫犪 狔 犲狉 ， １９９７ ： ２８１－３８０ ）。书写者的注意力被方法论所
引导。 他 们 关 注 个 体 如 何 在 与 其 所 处 的 总 体 性 经 验 构 型 图 示
（ 狊犮犺犲犿犲 ）的不断互动中建立主体意义，具有代表性的如许茨（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８４－８５ ）对“自我阐述”（ 狊犲犾犳犲狓 狆 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的界定。他们关注主体
间互动 的 特 征 的 概 括，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如 “共 同 成 长”（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６７ ：
１６５ ）、社会反思（ 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犻狋 狔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１０６ ）等
）（
概念的建立。学者关注在集体不确定感的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如何互
相推挤、相互影响而形成共享的主体意义，具有代表性的如“集体对位”
（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犪犾犻 犵 狀犿犲狀狋 ）理论（ 犈狉犿犪犽狅犳犳 ， ２００８ ；徐晓宏， ２０１７ ）。他们还关
注重要事件或行为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具有代表性的如
表演性权力（ 犲狉犳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狆 狅狑犲狉 ）、政治符号行动（ 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狊犲犿犻狅狊犻狊 ）等
狆
狆
理论概念（ 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３ ： ２０３ ； 犠犪 犵 狀犲狉犘犪犮犻犳犻犮犻 ， ２０１０ ； 犛犲狑犲犾犾 ， ２００５ ）。研
究者还关注表演者如何塑造观众的共同意义，具有代表性的如文化语
用学（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狆 狉犪 犵 犿犪狋犻犮狊 ）等概念（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２００４ ）。
以上，我们看到方法论如何引导研究者相信某些方法具有合理性。
这种对合理性的认识正是方法意涵的体现。下面，我们分析方法论与
现实的不契合如何推动研究者发展方法意涵。我们将以“比较”为例说
明这个问题。
三、协调不契合：“比较”意涵的延展

在跨案例研究中，“控制性比较”（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犮狅犿 狆 犪狉犻狊狅狀 ）是一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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