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以展开二次比较来建立理论综合。他们将这与控制性比较的理论化方
法区分开来，明确阐明二者不同的意涵与实践方式。李克特曼和里德
反复强调，控 制 性 比 较 将 社 会 过 程 分 解 为 若 干 由 概 念 组 成 的 模 块
（ 犿狅犱狌犾犲 ）———如信仰、欲望、利益、制度，进而控制相同模块来看其他模
块的不同如何导致结果的不同，从而建立了表示模块间因果关系的理
论。李克特曼和里德特意强调新的理论化方法不采用任何分割模块的
标准，因为意义视角相信因果性可以生成于意义和指号间的持续互动
过程。既然不再需要基于模块构建理论，那么理论化就指向了另外的
意涵和实践。在他们看来，就使对完整的因果过程的理论综合成为理
论化 的 主 要 工 作。 这 样 的 综 合 同 样 需 要 依 赖 “比 较 ”而 完 成
（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６１３ ），只是比较的意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
化。这 种 比 较 是 类 比 性 （ 犪狀犪犾狅 犵狔 ）的 概 括 （ 犞犪狌 犵 犺犪狀 ， ２００４ ： ３１９ ；
犎犻狉狊犮犺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２７５ ），也就是通过比较具体的因果过程，寻
找到可以统一过程差异的更高抽象性概念。使这些差异转化为同一个
更高层级概念的不同表现（科宾、施特劳斯， ２０１５ ： ５６－５７ ）。比如，本文
在比较了群体成员的不同互动方式后，建立了更高层次的概念“社会反
）（
思性”（ 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犻狋 狔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６０６ ）。“社会反
思性”概括了群体成员在反思性互动中不断赋予“志愿者”意义的过程
（ 犔犻犮犺狋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犲犲犱 ， ２０１４ ： ６２０ ）。这个概念的建立将原本不同的因
果过程转变为统一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们看到，本文与《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都利用概念存在的不同
层级差异来构建比较的意涵。后者把低层概念的差异处理为解释不同
结果的不同原因，而将更抽象的高层概念作为解释相同结果的相同原
因。并将低层概念作为高层概念的“特定表现形式”，由此建立了控制
性比较的意涵和实践。而李克特曼和里德虽然也将低层概念的差异理
解为高层概念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这么做是要通过对低层概念差异的
比较建立具有综合性的高级概念。这种处理并不是源于论证控制性比
较的合理性，而是为了通过比较差异而对因果过程进行恰当的理论综合。
此外，李克特曼和里德把研究理解为一种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和
主观反思的过程。他们不断强调，研究者正是在与学术环境的互动中
构建问题、寻找理论和展开比较。贯穿此过程的是研究者、与之互动的
其他研究者、研究对象、理论这四者意义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互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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