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18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６

山的公理思想等。中国的“公”与那几乎只有第二组含义的，
即以国家、政府为“公”的日本的“公”，宛如完全不同的词汇。
“时至近代”虽指的是清末民初，但沟口雄三（ ２０１１ ： １１７ ）素来“视明
末清初的变动与清末的动荡为一连续体”，故其对“天下之公”得以压
倒“国家之公”的近代解读是以明末清初为起点的。明清之际，在商品
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异族入关冲击以及西风东渐等诸多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引发了思想界对儒家忠君传统的反思。以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犀利地指出，所谓“天下为公”已然被实践成
了“天下为君”，并由此对“公”与“私”的指代内容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
极具启蒙意味的重新阐释。
首先，他们认为君王个体不仅无法完全代表“公”，而且很可能因为
其一己之私导致权力的不当使用，因此，明末的“公”开始“作为指称皇
帝与富裕阶层之间社会性关联的共概念”（沟口雄三， ２０１１ ： ２３ ）；其次，
“ 私”开始褪去曾经的消极意涵，而被重新赋予了个体自然、正当、合理
欲求的正面含义，主要指涉个人适度伸展的合理欲望和私有财产，其中
不仅包括对己身利益的维护，亦涉及对其他无数个体利益的结构性思
考以及从中产生的重建社会正义准则的愿望；最后，被重新厘定的“公”
与“私”不再是“以公灭私”的二元对立，而是调和为“合私为公”的全新
关系。这一点在顾炎武、黄宗羲的著述中皆有完整阐发。
概而言之，明末出现的这一小股思想激流前所未有地将帝王皇族
的欲求置于“私”的境地，与代表天下万民个体欲求之汇集的“公”对立
起来，于是出现了君权应有所限制的理论。这一点集中地表达在黄宗
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在黄宗羲（ １９８１ ： １０ ）看来，由于君臣之间没
有“子分父身而为身”的伦理关系，故而由孝道不能推出忠君。因此，君
臣之间不应该遵循父慈子孝的伦理逻辑，而应是相对独立的分权关系，
并指出学校应发挥“公其是非”的议政功能，从而实现“以地方之手理地
方之公事”，以监督和限制王权。
众所周知，县衙乃中国历代官府行政的最末梢，在此之下的民间社
会主要依靠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宗族力量来实施治理。汉代以来的儒
家传统将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所以王朝礼制与家庭伦常共享着同一
套价值规范，即忠君爱国等同于父慈子孝，形成“家国同构”的特殊样
态，所以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空间（金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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